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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烽火故事
张建文（黄冈市直抗日老干部）
我叫张建文，小名叫小林，老家在江苏省泰兴县广陵区龙王乡张家庄。我家乡是新四军挺进苏北敌后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之一，陈毅元帅指挥的著名的“黄桥战役”，离我们村只有十华里。
日本鬼子在江苏泰兴县的暴行
1938年1、2月间，日本鬼子把战火烧到了我的家乡，鬼子为了攻占泰兴县城两次进犯泰兴，在张家桥烧毁了民房五六百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本鬼子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上海回乡工人陈玉生揭竿而起，动员人民起来抗战。1938年2月，陈玉生在柳家巷张家大院成立了“靖泰抗日游击队”，陈玉生自任大队长，队伍有250多人。队伍成立不久就接到情报，陈玉生率领游击队在范家桥鬼子必经之路设下埋伏，伤亡日伪军43人，打响了泰兴县民众抗日第一枪，取得了大胜利。靖泰抗日游击队名声大震，人民送米送肉前来慰问，积极报名参加游击队。我的二哥张其林就在这个时候和同村的三个青年一起加入了陈玉生的“靖泰抗日游击队”。
1940年7月陈毅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主力部队，从江南北渡长江进入泰兴县，早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陈玉生率部加入了新四军，编入粟裕领导的老一团。我二哥张齐林跟着陈玉生加入了新四军，在团部任宣传干事。新四军黄桥决战取得了胜利后，在泰兴、靖江等四县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县大队、区中队游击武装，建立起了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我的很多亲戚邻居在二哥他们的影响下，先后都参加了新四军。这些事对我日后参加抗日斗争的影响非常大，促使我想打日本鬼子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所见的日本鬼子杀害乡亲朱老二的暴行。
我家里有兄弟四个，我排行老三，我是1927年12月出生的，1938年鬼子来的时候，我刚刚满十岁。为了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日本鬼子在泰兴先后筑起六道封锁线，构筑了300多个碉堡、50多个据点，把泰兴分成10个“清乡”区，建立和扩充伪军组织，对我抗日军民实行白色恐怖，不仅清剿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还通过汉奸、特务对我抗日组织人员进行抓捕杀害。1939年4月以后，因为环境恶劣，家里贫困，经常没有饭吃。为了混口饱饭吃，我开始跟着大哥在当地一个戏班拜师学唱戏。
由于我能吃苦，比较用功，到1942年夏天，三年学徒期满，我出师，正式登台唱戏了。1943年农历5月13日是关公的生日，我们戏班应邀在广陵区龙王村唱三天戏。观众很多，我党的区、乡干部有时候也来看戏，被混在观众里面的汉奸特务发现了，这个人当晚就向日伪军告了密。
第二天下午约四点钟，鬼子开着几辆三轮摩托车和汽车停在了我们唱戏的广场边上，十多个鬼子和几十个伪军将观众围住。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一个一个人地指认新四军，结果没有抓到人。日伪军又在汉奸的带领下进到村里搜查，在朱老二家抓到了一个姓潘的老百姓。因为头一天汉奸看见姓潘的老乡和我们的区干部说话聊天了，怀疑他是共产党。敌人用绳子把他绑上车带往季家市日伪军的据点，对他严刑拷打审问。姓潘的老乡，什么都不知道，鬼子知道抓错了人，但是他们不放人。朱老二家人想到姓潘的老乡是在他们家干活被抓走的，就去鬼子据点要求放人。鬼子答应放姓潘的，但是要朱家去人换姓潘的回来。朱家兄弟商量以后，朱老二就去了。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对朱老二也是严刑拷打，吃不住打的朱老二被迫承认替新四军送过情报。为了恐吓我抗日军民，鬼子借题发挥，张贴处死朱老二的公告，并由伪保长通知强令周边村民必须参加处决大会。
记得那天上午八点多，鬼子伪军把我们都赶到了季家市西街的刑场，我远远站在一个大坟头上，看到一个土台子前面立了三根木桩，土台子中间是一个个日军装炮弹的大箱子垒起来的讲台，台两边站满了日伪军。九点钟的时候，四个日本兵把朱老二从汽车上的铁笼里拖出来，连拉带踢弄到台前，两个日本兵抓住朱老二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绑在大柱子上，两脚和手绑在两边小柱子上。伪军季家市的头目开始讲话，一番恐吓后宣布处决朱老二。两个日本兵拿着寒光闪闪的大刀走到台前，举刀从朱老二的两腿中间砍下，将人一刀劈开。日军又用刀把朱老二的内脏掏出来，牵出狼狗将掉在地上的内脏撕扯吃掉。然后鬼子又砍下朱老二的人头，挂在桥头上示众，现场惨不忍睹。许多老百姓泪流满面，心中充满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我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为，没有被鬼子吓倒，反而有了想参军为乡亲报仇的想法。
亲人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
看到鬼子残忍杀害朱老二以后，我想参加新四军部队，我托人带信找了我二哥。我二哥张齐林当时已经入党了，是叶飞领导的第一师老一团的文书。1943年秋他们部队正在淮安附近活动，我的二哥找到了来苏北开会的广陵区委的姨表哥朱赤和游击队长叔舅王浩，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希望他们两个人引导我参加革命。
朱赤和王浩回来以后，考虑到我们戏班到处唱戏流动，持有日伪军发的通行证，身上背有唱戏的道具，岗哨查的不严，认为我适合从事抗日宣传、搜集情报工作。记得是八月间的一个晚上他俩找到了我，把我二哥捎来的信交给了我。朱赤说：你二哥在前线打日本鬼子，他希望你也参加革命，为抗日做点事，你敢不敢“发传单，贴标语”？王浩队长鼓励我说：“小林别害怕，你每到一个地方活动，四周都有我们的便衣武工队。我们队伍里有许多比你年纪还小的人，拿着枪和大家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回答说：“好，我做。”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戏班到季家市唱戏，戏散场后一个穿着便衣的人到台后小声叫我，我跟他来到广场西边一个偏僻的地方。朱赤走过来说：“小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革命战士了，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然后又指着他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是焦同山同志，他是你的组长。记住你的代号是
几天后来了第一次任务。晚上戏班演出完以后，焦组长领着我到了一个土地庙，他从佛座下拿出一包用荷叶包着的传单和标语交给我，他说：“092号，标语都要贴到村口、路口醒目显眼的地方，传单要撒到敌伪汉奸的院子里面或者家门口。”然后交代了当晚活动的地点、时间、口令等。约12点夜深人静了，开始行动，我们两人摸着黑向目的地走去，周边不时传来狗叫声。为防狗叫惊动鬼子，我们每个人口袋里都装着很多给狗吃的红薯，狗子叫的厉害了，就丢几块，狗子就不叫了。
晚上经常有伪军自卫队巡逻和汉奸活动，为防备发生意外，贴标语的行动都有游击队或民兵的配合，事先对活动目标地侦查并在要道设有暗哨。到了村口我们两人与布防的岗哨对上口令，进到村里迅速地刷浆糊贴标语，在敌伪、汉奸及反动人员的房屋门口、院内散放传单，任务完成后与岗哨一起迅速撤离。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组织考验也过关了，有时就派我单独行动。我一有机会，就把抗日传单和标语刷到日伪眼皮底下，大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动摇了日伪军的统治。
发展成员，搜集情报，配合游击队消灭日伪军
因为是在敌占区搞地下活动，组织考验是非常严格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刷标语撒传单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开始接受游击队指示，又做了一些传递情报的工作。1944年的夏末，我们戏班到宁界乡阅马场演出，县委的练元章委员和区领导朱赤，把焦同山和我召到石桥东边一个小木船上。练委员指示我们说：“日军前些时在宁界、龙王等四乡清乡扫荡，我们吃了大亏，民兵队长、乡委员干部有三人被抓牺牲，原因就是因为情报不灵。你们要想办法提供更多的日伪军的活动消息，特别是要发展政治可靠、稳妥的人配合一起搜集情报。”
怎样能打听到更多敌人活动的消息呢，我想到了在季家市南街河边开鱼行的干姐俞素珍。她人很能干，八面玲珑，交往的人多，在季家市的生意也好。季家市也是敌人北犯的交通要道，向南几公里便是靖江县城，向北便是泰兴的黄桥镇，都驻扎有日伪军。刚好季家市的商户吴福祥老板请我们戏班去唱堂会戏。我把干姐俞素珍的基本情况向焦组长汇报，经焦组长同意，我在季家市唱戏的每天清早就去俞姐的渔行帮她打下手，观察情况。早市买鱼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好几个日伪军来买鱼，到八点多钟早市过去就没有什么人了。每一次集市散了以后，俞姐就做早点我们一起吃，我俩人边吃边聊，在聊天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了俞姐的基本政治倾向，她是痛恨日本鬼子汉奸，同情新四军的。俞姐还谈到与敌人的司务长非常熟，说日伪军不买鱼时就可能有大行动，要下乡扫荡了。从日本鬼子、伪军司务长买不买鱼就可以打探到日伪军的动向，我非常高兴，当晚就把与俞素珍的谈话内容和看到的事情报告给了组长焦同山。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焦组长领着我又去见了县委练元章等领导，练元章详细询问了俞素珍的具体情况。我介绍了与俞姐的关系，特别提到她的丈夫跟我二哥同在新四军一个部队，人非常可靠。领导听完非常高兴，让我通知俞素珍到季家市观音堂广场西边的土地庙等候。第二天深夜，我带着俞姐来到了土地庙，见面后练元章动员俞素珍参加革命工作。俞姐的思想开朗，很快接受了搜集情报的任务。练委员拿出5块银元给俞姐作为活动经费，但是她坚决不要。看到时间不早了，晚上不时有查夜的汉奸出没，练委员让警卫员护送俞姐回去了。
这以后，在焦组长的领导下，我和俞素珍三人成为一个行动组。俞姐利用其渔行作掩护，积极工作，凡是和鬼子汉奸有关的事情，俞姐就告诉我，我就转告焦组长。为部队反扫荡，打击小鬼子发挥了很大作用。记得1944年冬的一天，俞素珍从伪司长处知道了驻季家市的日军、伪军100多人第二天要到七寺、周莲、候马乡扫荡，我马上报告焦同山。焦把情报送出去了，县委立即调集四个乡的游击中队300多人，以三个中队加民兵在通往候马乡必经之路的马家巷村设下埋伏，一个中队机动警戒，县大队另外一个中队配合阻击从黄桥方向来的日本援军。
第二天上午敌人从季市出来扫荡了两个乡，抢了老百姓的许多东西，中午吃完饭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候马乡进发。约一点多钟敌人走进了马家巷埋伏圈，被我游击队和民兵一顿痛打，晕头转向的日伪军四散突围，被我追兵打死不少。有些打散的日本鬼子和伪军跑到河边强令船夫用船渡河，结果船在河中又被老百姓故意弄翻，敌人掉到水里淹死了不少。统计战果打死日军3人、伪军30多人，缴获13支三八大盖，掷弹筒3个。这些战果都是焦组长告诉我的，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季家市的鬼子伪军遭此打击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有了准确情报，我军民不仅有效躲避敌人袭击，还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军。
参加新四军，战争中锤炼成长
到了1945年的春天，日本侵略者仍在作垂死挣扎，变得更加残暴疯狂，其他情报小组的情报员有人被抓牺牲了。鬼子为了维护治安，把我们戏班的通行证也收去了，我和焦组长行动也不方便了。加上日伪军不敢出门去抢东西，就在市里抢东西，在鱼行买鱼也不给钱，俞姐的鱼行生意清淡，情报也没有了。根据形势变化，也为了我们的安全，上级组织安排我和俞姐去部队，焦同山继续潜伏。我和俞姐参加了靖江独立团，我分在三营九连当战士，俞姐在团部做通讯工作。
独立团在县委领导下动员发动群众抗日，对日伪军开展游击战，摧毁日伪地方维持会政权，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拔除敌据点。1945年春的一个晚上，我团的三个营接受任务，分别进攻土桥、生寺堂、新镇市的伪军据点，泰兴独立团三个营进攻商柏桥、王桥、广陵镇三个据点。两团协同作战，拔掉了日军的外围据点。凌晨时战斗结束，我营共缴获电台三部、驳壳枪7把、步枪112支、轻机枪2挺、子弹六百余发、手榴弹三十余枚，战果颇丰。
到1945年上半年，靖、泰日伪军的数十个据点逐步被拔掉，剩下的都龟缩到县城里去了。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扛的汉阳造也换成了日本的三八大盖。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我所在的靖江独立团编入了华东野战军。
难忘的忆苦大会
1948年底，淮海战役基本结束，部队在江苏宿迁休整，因为战斗伤亡大，补充了大批国民党兵，每个连队基本上都补进几十人，这些兵大多是战场上的俘虏，也有少部分是起义过来的，成份比较复杂，除了一部分我们起初认为是“兵痞”俘虏后不愿回家的油条兵外，也有很多被抽丁抓丁才去当兵的，相对我们的战士除了勇敢不怕死而言，他们的单兵战术技能和战场心理素质比较过硬，但是旧军队带过来的毛病也很多，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普遍认为当兵就是吃粮拿饷，根本没有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观念认识，因此，结合俘虏兵的整体思想改造，因为战事紧张迟迟没有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部队利用休整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按照“诉苦教育、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统一部署，各营连开始组织诉苦运动(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的苦)，我们的办法首先是交朋友摸情况，通过交心谈心找出部队里包括解放战士中苦大仇深的典型，我们连队补进的二十九人中，有四个是自愿兵，其他二十五个是解放战士，其中有个叫孙继昌的是安徽巢湖人，1946年夏天被国民党抓的丁，和那些油条兵不同的是，他人忠厚老实，又是个文盲，牙齿不关风，平时言语很少，动员大会开过后，他心思显得很沉重，吃饭也少了，通过之前的接触，我知道他家里很穷，也是苦出身，谈心过程中了解到他在反动派军队里吃过很多苦，受了不少罪，情况很典型，就动员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怕丑，那个丑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去揭反动派的丑恶……通过几次谈心，他的顾虑有所打消，报告给营长后，营长不仅动员他大胆地全部说出来，还向梁培英政委汇报他的情况，团里上报给师部，师首长决定要他作为典型在全师大会上诉苦……
全师诉苦大会上，首先是我们团长罗戎疆诉苦，团长是红军干部，祖籍四川宜宾，是个孤儿，从小就给地主家放牛打杂，牛丢了不敢回去逃离家乡，讨过饭、拉过纤、挑过夫，受过很多苦，直到遇上了长征途中的红军……。轮到孙继昌诉苦时，一上台就大哭，师政委给他倒杯水，叫他坐下慢慢诉……“当国军时他们连驻扎在徐州，有个山东大汉名叫布传祥，平时俩人关系一般，有天深夜一起站岗时布开了小差，半路上被抓住，押回来后先是打了四扁担，说我知情不报也打了两扁担，打过后连长又召集全连，把他绑在树上，罚我跪在边上，要全连每人打布一个重耳光，最后叫我起来去打，我见他满嘴是血，就轻轻的打了一下，连长见状就叫人把我也绑在树上，命令全连每人再打我的耳刮子，说谁想当逃兵这就是样子，兄弟们怕像我一样挨打，一个个上来都是重重地打，我好好的一口牙齿被打得一颗颗随血吐出掉在地下……最后只剩下四颗……脸肿得像个血葫芦……几个月都吃不了饭……”说到这里大哭不止诉不下去，台上台下早已哭成一片，政委叫他站起来，拉住他的手一起走到台下席地而坐的队伍中，边走边说“张开嘴，让同志们看看——大家都看看他的嘴里，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对待替他们扛枪卖命的士兵兄弟……”，大家心中的悲愤和仇恨的怒火被彻底点燃……“给孙继昌同志报仇!”、“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随着口号声响起，全师上万人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振臂高呼的怒吼声震天动地，连围观的老百姓也跟着部队一起喊起了口号……
政委回到台上示意大家坐下，渐渐平静下来的孙继昌不再坐着，而是站到台口继续他的诉苦——通过这次挨打，布传祥和我成为生死之交，我俩也成为重点盯防的对象，有一天队伍出动配合还乡团清乡，连长怕我们出去后逃跑，就留我们在营里守岗哨，队伍一出门，布传祥就动员我一起跑，说去投共军，我胆小说不敢，抓住了命就没了！他说“一不做二不休，老子带枪走，如有追的打一个够本钱，打两个就赚了，没有出路就把自己打死，他娘的这个军队老子坚决不呆了！”见我犹豫不决，他头一扭钻进庄稼地跑了！连长带的队伍出去后不久遇到伏击，死伤多人，回来后得知布传祥又开了小差而且是带枪跑了，马上叫人去追，结果没有找到，就拿我出气，先是捆绑吊打，边打边要我交出布的枪弹以及他家里的地址，我从哪里交得出来，只好说他可能去投共军了，连长一听更是气急败坏，硬说我通匪，叫人出去找坟地挖坑，要把我活埋……幸亏遇到了贵人，慰劳队里有两个和我同乡的姐妹，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听说要活埋我，就去找营长、团长和他们的太太说情，这些当官的经不住这俩姐妹和太太的死缠软求，终于答应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饶，本来就被打得浑身破皮烂肉的，又叫执法队用敬神的香在我两边脸上灼出两个洞，痛得我晕死过去又用井水从头上往下浇，身上化脓后不让敷药，臭味自己都难闻，脸上的洞三四个月才合疤……诉到这里，孙的嗓子都已哭哑，再也说不下去，政委扶他坐下，仔细观察他两边脸上的疤痕，指着他的脸对大家说——惨无人道，太无人性，同志们，这就是阶级苦、这就是血泪仇啊！并带领大家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所以后来文革搞忆苦思甜时听到这句口号感觉是那么的熟悉，早在四八年诉苦大会上我们就喊过，但是那个时候的口号包括诉出的那些苦，激发的是全体官兵包括那些刚刚摘掉青天白日帽徽仍然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解放战士对旧社会和反动派的无比仇恨，激起的是战士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战场上奋勇直前的牺牲精神、杀敌立功的昂扬斗志……
孙继昌同志和我一个连队时间虽然不长，但是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我们成为很好的战友，参加我军时他骨瘦如柴，一身的疾病，诉苦大会后部队给他重新装了牙齿，也养好了身体，解放南京攻打狮子山炮台时，因为他以前曾在这里驻扎过，就带路直接打进了指挥所，活捉敌上校炮兵团长，而且用亲身经历向附近碉堡战壕里的守军喊话，山顶上一个连的敌军打出白毛巾缴枪投降，立了二等功。打上海攻打外围高桥镇时，潜水泅渡十几米宽的水壕接近并干掉敌哨兵，换上敌衣化装摸进碉堡干掉敌排长，带一个班活捉一个排，拿下敌军核心坚固永备工事，避免了我军攻击时完全可能出现的重大伤亡，又一次荣立三等功。
1949年4月23号部队渡江，打下南京后部队正在攻打上海外围大团镇时，我在战场上接到“政委通知马上去团部”的命令，到了团部，政委只说马上跟他回南京，到了南京才知道我被调到刚组建的华东海军，进南京海校速成学习准备上舰接收刚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从此我就离开了老部队，所以孙继昌根本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再后来我去苏联学习，老部队又去了朝鲜，我和老部队的战友们就完全断了联系。无巧不成书的是，六年后的1955年，我作为海军代表参加英模会和国庆阅兵观礼时，孙继昌是二十三军英模代表从朝鲜回国参加观礼并在会场上相遇，一见面他就欣喜地说“我找到布传祥啦！”，原来布传祥同志是二十军英模代表也来参加这次大会，而且是报到第一天就碰上了，这也是从布在徐州开小差之后他俩的第一次重逢，谈起老部队的那些人和事以及分开后各自的情况，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都能活着而且还能在北京会面，虽然以前我不认识布，但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见面后彼此都觉得一见如故，因此也成为很好的朋友，一直书信来往，1963年孙继昌转业到合肥市农机公司，布传祥后来也转业回到家乡山东寿光县供销社任总支书记兼主任，1986年他们刚刚离休，就相约来湖北看我，当时我正好在省里开计划会，就直接到了武汉，我们在洪山招待所三号楼再次聚会，谈起当年和现在的情况，他们激动地说，不是共产党，他们早就成鬼了，是解放军救了他们的命，是共产党给了他们今天的一切，真的是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解放军的恩情深啊！这一别又是几十年，如今他们和我一样，虽说天各一方，却怡然自得，享受着党的关怀和照顾，在家安度晚年。
1948年到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些往事，如同昨日前天一般，内心由衷地感到那个时期我们人民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多么地高明而又切合实际，一个诉苦教育大会就解决了为谁拿枪为谁打仗的大问题，为改造旧军人激发战斗力起到多么大的作用，孙继昌、布传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他们由人变成鬼，在人民军队里，他们不仅由鬼变成人，而且成为战斗功臣、英模代表，所以毛主席说政治思想工作是法宝、是我们的精神原子弹，的确是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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