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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改革开放年代
                                            
来源:离休干部、原黄冈地区行署副专员   上传时间:2016-07-18   作者:张海景
 
 

老干部讲好中国故事,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我在改革开放年代

张海景(离休干部、原黄冈地区行署副专员)

 

19795月,我被任命为黄冈地区行政公署计划委员会主任,离开了工作十个年头的蕲春县,又回到地直单位工作。在计委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4年多后,198311月,我又被任命为黄冈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9410月离休。这十几年,是我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进入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新时期。而我所担负的工作职责,无论是开始的计委主任,还是后来的分管经济工作的副专员,对一个地区来说,都是比较关键的岗位。我有幸亲历了这段历史过程,参与了黄冈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些重大事情,为黄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八十年代后期,行署专员的分工作了调整以后,我因为分管计委系统,所以,工作的精力较多地用到争取建设项目上来。那几年跑北京比较多,有时在北京一住就是半个月,甚至个把月。这种“跑部进京”的事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原来黄冈有什么事情,顶多到省里找相关部门作个汇报,请求解决一些问题。至于到北京找中央部门要求解决问题,基本上没有过。改革开放以后,我从当计委主任时就开始到北京,那时每年都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我和计委的贡介诒等人就随同湖北省计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同去北京,在会外打听信息,开展活动,由此得知外地许多地方利用各种关系到北京找中央部门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做这项工作时,常常是没有节假日,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四处奔波,我们为事情办成而高兴,也为有时碰钉子或找不着门路而苦恼,总之是甘苦备尝。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开始门路很少,事情是在慢慢地摸索中逐步展开的。记得有几次,我们到国家计委申报项目,在汇报中总是碰钉子。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应该通过湖北省上报,我们不直接对地市一级。其中有一次是申报扩建田镇水泥厂,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讲,在你们黄冈周围,水泥生产,上有黄石华新,下有安徽铜陵,中间用不着再建水泥厂了。而且水泥项目已经作了安排,最近批准了湖南省湘潭地区建一个年产10万吨的项目。我当即就问这位工作人员,为什么湖南湘潭能批,我们就不能批呢?他回答说,人家湘潭是革命老区,中央有政策,对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要给予扶持。从此我们得知,国家对革命老区,如陕西延安地区、江西井冈山地区、山东沂蒙地区等地,都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条件,使这些地方办起事来方便得多。回到住所后,我与同志们议论起来,感到我们过去在工作中没有把黄冈的一项重要优势利用和发挥起来,那就是我们黄冈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而且是一个不发达的革命老区。从这一点出发,黄冈的经济发展理应同其他革命老区一样,得到国家的关心和支持。大家都觉得是这么回事。回到黄冈后,我把这些想法向当时主持地委工作的副书记原世泽作了汇报,建议地委要争取大别山老区的政策,原世泽当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应该通过大别山老区这个牌子,为改变黄冈做些事情。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地委和行署用了很大的精力,向国家争取对黄冈老区的关心与支持。

这个争取工作在一段时间里做得很有成效。最初的措施是联络同处于大别山周围的河南信阳、安徽六安、安庆等几个革命老区,一同去北京汇报争取。经过联络,信阳、六安和安庆的积极性很高,他们都愿意参加。198562325日,由六安、信阳、黄冈和安庆共同发起的加速大别山老区经济发展筹备会在湖北红安举行,四地区的党政领导均出席会议。为了取得有关方面的支持,会议还邀请了三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湖北省副省长王利滨、省政府顾问陈明参加了会议。随后不久,四地区又在安徽金寨再次召开联络会议。会议经过协商,于1985825形成了四地区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加速鄂豫皖大别山老区经济发展的报告》。这年国庆节前后,三省四地的党政负责人分别到达北京,准备向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汇报情况。湖北省副省长王汉章参加了汇报。同年109,国务院副秘书长柳随年和国家经委原副主任李瑞山主持有国家计委、经委、教委、财政部等10个单位的司局级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专门听取鄂豫皖三省四地区关于加速大别山老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汇报;次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鄂豫皖三省四地区赴京汇报的全体人员,并就国家支持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986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方毅来黄冈视察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方毅曾在黄冈战斗,担任鄂东特委副书记,与鄂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在参观黄冈县革命烈士陵园时挥笔写下了“英雄的土地,伟大的人民”的题词。1986926日下午,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中南海住所接见了来京汇报工作的黄冈行署副专员漆林等人;过了两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接见了漆林等,并将申请在红安新建二醋酸纤维厂(生产香烟过滤嘴)的报告批给国家计委主任宋平;1012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又抽出时间听取了漆林的汇报,在黄冈要求解决5000万元工业周转金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财政部长王丙乾“公平合理地解决”;当听到黄冈提出利用武穴码头和南京浦口输油管的原油建造一座生产规模为120万吨的炼油厂时,姚副总理认为建120万吨经济效益上不来,不太划算,要建就建250万吨的。这一次黄冈在北京向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汇报提纲中,要求国家把红安、麻城、英山、罗田4个山区贫困县列为重点扶持对象,同时在安排工业项目和资金方面进一步对黄冈给予照顾,特别是要继续扶持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专门提到国家即将兴建的北京至香港九龙的铁路线能经过黄冈。黄冈革命老区经济不发达和当时建设中存在诸多困难的实际情况,经过地委、行署的汇报和中央领导人的实地察看,终于使国家得到了解,引起重视。国务院将大别山地区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之一,由国家科委对口支援,在“七五”期间安排一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发展生产,国家科委派出大批科技人员到大别山地区开展科技扶贫。与此同时,红安、麻城、英山、罗田4县被确定为山区贫困县,由国家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在国家科委的协调和主持下,从1986年至1989年先后在河南信阳、湖北黄冈、安徽六安以及河南南阳召开了4次大别山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座谈会。与此同时,湖北省对黄冈革命老区的贫困问题也给予了重视,19859月和19869月,中共湖北省委两次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扶持大别山革命老根据地的开发建设问题,下发了鄂发(1985)25号和(1986)31号两个文件。从1986年以来,国务院和湖北省政府先后对黄冈共投放扶贫开发资金8870万元,并批准田镇水泥厂扩建改造和黄石至武穴22万伏输变电工程两个大型骨干工业项目列入“七五”计划,还落实了一批星火计划项目,总投资达3.7亿多元,其中利用外汇2300万美元,共增加固定资产2.7亿元,相当于过去30多年全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8亿元的34%,是解放以来黄冈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增加最快的一段时期。

这些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以及争取资金、项目等工作,我大多参加了。在路子通开之后,我们到北京汇报工作争取项目就顺利多了,北京有关部门再不是拒绝我们,而是看到我们说:“大别山老区的同志来了”,给予了热情接待。此后我们动员地直的一些部门也分别到国务院对口主管单位汇报情况,争取支持。1986111328日,正是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我带领地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北京就黄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问题向国家计委、教委、财政部、水利电力部、农牧渔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家建材局、物资局、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轻工业部、民政部、文化部、卫生部、建设银行、国家有色金属公司等单位作了具体汇报,分别解决了不少问题。其中争取到的一些项目还在我的任期内建设完成而产生效益,如前面所说到的黄石至武穴22万伏输变电工程;但是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落实,以致留下遗憾。

京九铁路湖北黄冈段和鄂黄长江公路大桥是“八五”和“九五”期间黄冈的两个重点建设项目。这两项工程的建成,对黄冈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区位优势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所造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日益显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这两项工程的建成,才真正使黄冈实现了与全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对接。这两项工程能在黄冈实施建成,却是在漫长时间中经过几任领导人不断努力的结果。我在八十年代后期争取项目的工作中,也曾为这两项工程的落户黄冈贡献了一份力量。

在京广和津沪两条铁路干线中间再修建一条铁路干线,以缓解南北铁路运输紧张的压力,曾是新中国领导人很早考虑过的事情。195878月间,因黄河上游连降暴雨,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黄河花园口洪峰流量达到每秒22300立方米,使京广和津浦铁路线上的郑州黄河大桥和济南黄河大桥严重受损。为了保证这两条南北铁路干线运输通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两次分别来到郑州黄河大桥和济南黄河大桥,现场督促指导对大桥的抢修和加固。在这个过程当中,周恩来对一直陪同的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说,发展国民经济,铁路要先行。看来京广、津浦之间,还得再修一条南北干线。标准要比京广、津浦线更高一些。这样才能真正缓解铁路运输的压力,真正发挥铁路先行的作用。从这之后,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铁道部门曾在不同场合议论和计划兴建新的南北铁路干线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缓解我国南北铁路运力紧张的重要举措,却在很长时间中没有付诸实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国家在制定“八五”计划时,才决定在中国的中部地区修建一条从北京到香港九龙的铁路。

几代人盼望的事情就要做起来了。但是这条铁路中的从安徽阜阳至江西九江的一段经过什么地方,却牵动了黄冈地区从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因为铁路设计部门曾对这段线路的走向提出过3个不同的方案:第一是西线方案。由阜阳经河南淮滨、潢川沿大别山西麓经黄冈地区的麻城、新洲、黄冈、浠水、蕲春、广济、黄梅等县至九江。第二是中线方案。由阜阳径直向大别山腹地引线,经河南固始、安徽金寨、湖北罗田、蕲春至九江。第三是东线方案。由阜阳向南沿大别山东麓引线,经安徽六安、桐城、太湖,再经湖北黄梅至九江。从这3个方案的线路所经过的地段,很容易看出,最有利于解决黄冈铁路交通运输的是西线方案,而中线和东线方案虽然在铁路到达九江之前必须经过黄冈,但里程很短,所经过的县也不多,只有西线方案所设计的线路横贯黄冈全境,不仅通车里程长,经过的县也多。当时在这3个方案中,中线方案由于经过大别山腹地,山高谷深,工程量太大,已被排除,但这段路走西线还是走东线,国家和铁道部门仍在权衡考虑之中。所以,争取京九铁路的阜九段走西线,就成了当时黄冈地区领导人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一个重大问题。

黄冈地区在这个问题上很早就闻风而动。早在1985年刚刚得到国家批准京九铁路复线所经过的九江大桥正式复工建设的信息时,黄冈地委和黄冈行署就于这年的423106,先后两次向湖北省委、省政府并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要求国家在修建京九铁路设计阜阳至九江的线路时,从河南商城进入湖北境内,途经麻城、新洲、黄冈、浠水、蕲春、广济、黄梅,通过九江长江大桥进人江西,由此全地区面貌将因为有了这条经济大动脉而迅速改观。并要求京九铁路阜九段尽早动工,“使其早日成为鄂东北老区经济开发的动脉”。湖北省人民政府以鄂政发(1985)90号文件向国务院报告,要求京九铁路在阜阳至九江段采用西线方案经过黄冈地区,以比较有利于解决黄冈地区的交通落后状况。19869月,黄冈部分群众代表给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写信,要求听取黄冈地区关于修建京九铁路阜九段的汇报。这封请求信“要求京九铁路途经黄冈地区各县,以改善黄冈地区交通运输闭塞,影响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198787,黄冈地区行署再次行文呈报国家计委、铁道部和国务院,要求把京九铁路列入“八五”计划,并途经黄冈地区。八十年代末期,国家正式决定将兴建新的南北铁路干线列入“八五”计划,黄冈地区争取这条干线的阜阳至九江段走西线的工作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1989214,黄冈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刘荣礼签发了向省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京九铁路复线途经黄冈地区的请示;41,我签发了向省人民政府关于要求京九铁路途经黄冈地区的补充报告。在这份文件中,主要是表示黄冈地区愿意为修建过境铁路提供优惠条件,包括减免土地征用税费、铁路建设的土石方工程由地方投劳并优惠提供施工场地和服务设施等。在送出了这些文件之后,上北京,到省城,向有关领导人和部门当面汇报,争取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比较圆满的落实,这项工作,主要的就由我和地区计委的工作人员来承担了。

在争取阜九段走西线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想到了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因为信阳地区位于大别山西麓,如果实行西线方案,京九铁路中的阜九段就会通过信阳地区的潢川、新县,这将很大程度地改善豫东南地区的交通条件。在这一点上,黄冈和信阳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我两次到信阳地区行政公署联系,约同他们一道向国家有关部门做争取西线的工作。河南是我的家乡。我每次去,信阳地区的领导人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我,经过商量,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信阳地区向河南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写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同信阳地区的领导人等分别带着专题报告,到北京向铁道部、国家计委汇报,向两地在北京和中央工作的老首长汇报。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汇报是我们向李先念主席和王震副主席的汇报。

向李先念主席的汇报是19899月,我同红安县委副书记耿协楠一道去的。那是一天下午,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李主席见到从黄冈家乡来的人,兴致很高,他亲切地向我们询问了黄冈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及农民收入、乡镇企业和水利设施维修等。他问得很仔细,我一一地作了回答。当我汇报说到黄冈有些地方想建小棉纺厂时,李主席显得有些生气,他很严肃地说:“小棉纺厂这个东西不能搞,搞起来也难以站住,搞得不好,劳民伤财。计委部门要考虑搞重点项目。”听到李主席讲要搞重点项目时,我就立即把黄冈希望京九铁路的阜九段能走西线穿过黄冈的要求和想法,向他作了比较详细的汇报。讲完以后,我又把随身带来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绘制的京九铁路在阜阳——九江段的西线示意图摊开给李主席看。李主席站起身来,仔细地看了图,然后说,你把图留下来。西线方案从大别山腹地经过,将对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对加快大别山老区的开放开发,使人民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具有深远意义。接着他又说,黄冈地区要抓住机遇,多做工作,积极争取。京九铁路是国家的重点工程,线路设计既要考虑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又要考虑投资和运输能力等问题。后来据我们所知,李先念主席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曾向铁道部询问了京九铁路阜九段的线路设计问题,并讲了他对这段线路走向的看法和意见。

向王震副主席的汇报是我同罗田县政协主席王宗武一道去的。王震副主席七十年代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多次到黄冈地区的罗田县视察指导工作,对大别山地区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次汇报是在王震副主席的住所进行的。他见到我们这些来自大别山老区的工作人员时,非常高兴,他很关心黄冈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我们向他作了汇报。当我们汇报说到京九铁路时,王副主席立即说,修京九铁路,还是我当副总理、万里当铁道部长时就作了规划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使这项建设推迟了。原规划有3条线,除东西两条线外,还规划过一条中线,穿过大别山。我告诉他,中线方案,因为穿过的山谷太多,隧道长,工程量很大,已经放弃,现在就是在东西两条线中选择一条线路。我接着向王老详细汇报了走西线的好处和优越条件,特别是对河南信阳和湖北黄冈两个革命老区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王老听了我们的汇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他一定向有关部门和负责人反映我们的意见。我们还先后向陈丕显、王任重、姚依林、方毅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

为了使京九铁路阜九段走西线尽量多一些把握,少一分闪失,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工作。199195,铁道部在豫鲁交界的河南省台前县孙口黄河大桥工地上举行京九铁路开工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宣布京九铁路正式开工。第二天,即96,在山东济南市召开京九铁路建设情况汇报会,国家计委、铁道部、能源部、物资部、国家审计署等中央机关以及京九铁路沿线的北京、天津等9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邹家华主持了会议。这个会议的规格很高,参加会议的都是省部级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对外也是保密的。但是,黄冈地区计委工作人员谢学忠从某个途径得知了这个信息,我带上地区计委的左志琦和谢学忠等一道赶到济南参加了这个会议,再次向湖北省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作了汇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位老领导的关怀支持下,在黄冈和信阳两地区持续不懈的努力下,1991年铁道部正式编制京九铁路建设总体规划时,阜九段按西线方案上报国务院,19923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当然,京九铁路阜九段最后能按西线方案修建,也是与负责这段铁路设计的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的坚持努力分不开。在铁道部原计划利用合()()线贯通京九铁路阜九段时,是铁四院的工程设计人员经过反复比较,认为用合九代替阜九,弊端很多;同时他们也认为京九铁路阜九段的修建,将大大改善大别山区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使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正是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所组成的合力,终于使京九铁路的阜九段按西线方案修建。

1993130,京九铁路阜九段在湖北麻城区段站址正式开工。在这之后,为铁路在黄冈境内的站点的选择设计,我继续做了一些工作,尽量使站点的设置做到有利于发展,方便群众。如黄州站原计划选址马曹庙,但离黄州城区有30多公里,很不方便。我们多次同铁四院负责总体设计的廖健生同志交换意见,提出我们的看法,后来他认为我们讲的有道理,就将这个站设计在离黄冈城区只有十几公里的杨鹰岭修建。

京九铁路与京广铁路武汉联络线方案也是在经过不少的争取工作中才落定尘埃的。关于这个联络线,最初有新洲和麻城两个方案,其中麻城方案因为在麻城接轨,途经红安,使红安在京九铁路干线不过境的情况下也联入了铁路网,因而特别受到红安的欢迎,黄冈地区也非常希望按这个方案行事。但当时新洲方案争得很厉害。黄冈地区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是李先念主席在得知情况后,于1992415,给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和铁道部长李森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说京九铁路的设计方案中,在湖北段有一条自干线到武汉的联络线。据说这条联络线有三个方案,其中有一个出麻城经红安至武汉的方案。我认为,从发展老区经济,繁荣大别山区的长远观点看,这个方案较好。请你们在进一步论证中予以考虑。”这是李先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破天荒地应家乡父老的请求向政府有关方面写信打招呼。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在收到李先念的信后,认为在联轨的两个方案中,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他要求有关方面在论证中给予考虑是十分正确的。国家计委和铁道部及时向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通报了李先念的嘱托和期望。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十分尊重这位长期在湖北战斗和担任过省、市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前辈,从此就再没有人坚持新洲联轨方案了。

鄂黄长江公路大桥也是在一波三折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才得以建成的。早在1985年,人大代表就向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提交了1485号议案,要求在黄州和鄂州之间修建一座长江大桥。随后,鄂州市人民政府和黄冈地区行政公署,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报送了“关于要求将鄂黄长江公路桥前期工作列入‘七五’计划的请示”,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肯定答复。黄冈地区和鄂州市联合成立了筹建机构,紧张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包括编制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建桥的技术准备以及投资方案的落实等。在这一系列的工作中,我和地区计委的工作人员一同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后来出现的结果使人非常遗憾。那就是正当鄂黄长江公路大桥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颇有成效时,与黄冈相距不远的下游黄石长江大桥提前获得批准开工建设。就这样,鄂黄长江公路大桥的建设就只好被搁置起来。即便如此,黄冈仍没有放弃对建设鄂黄长江大桥的努力,我同计委的工作人员在这之后几次到北京和武汉分别向国务院和湖北省有关部门做争取工作。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黄冈地区以及地改市以后的几任领导人持续不懈地努力,终于在新世纪初期建成了鄂黄长江公路大桥,实现了黄冈人多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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