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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上演绎的神话
                                            
来源:原红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离休干部、县老年大学校长   上传时间:2016-08-04   作者:胡耿
 
 

老干部讲好中国故事,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量

 

红土地上演绎的神话

胡耿(原红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离休干部、县老年大学校长)

 

我记得有一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光荣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光荣历史,有了英雄的民族,而他们的后人不去学习他们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他们的英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中既有光辉的历史,也有受屈辱和被侵略的历史。

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光辉历史。红安的革命斗争,就是这部光辉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的革命圣地之一,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安,原名黄安,位于鄂东北大别山的南麓。在大革命时期,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策源地,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建国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将军县”。因此,到红安来参观学习的人是络绎不绝。凡是到红安来参观的人,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都说:“我们是慕名而来的。”其实,我也是慕名而来的,因为我并不是红安人。大家也许会问我:“你是哪里人呢?”我非常荣幸地告诉诸位:“我是武汉人,您家!”(讲武汉方言,众笑,鼓掌)大家也许又会问:“你这个武汉人,不呆在武汉大城市,跑到红安这个革命老区、贫困山区来干什么呢?”好,我就从这里谈起吧。谈谈我这个武汉市人为什么跑到红安县来了?红安到底对我有什么吸引力?我到红安后受到什么教育?有什么感想?向大家作个汇报。

传奇的红安数字,把我吸引

我到红安,是“三个一”把我带来的,一是我们家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二是得到了一个机遇,三是出现了一个奇迹。我家有五兄弟姐妹,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在逃难中去世了,全家被迫分散,逃至四方,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全家才陆续回到武汉,得以重新团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兄弟姐妹又先后参加了工作,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留在武汉,有一次她上二楼拿东西,一不小心,从楼上滚了下来,摔断了6根肋骨,不幸摔瘫痪了,需要人照顾。而我们五兄弟姐妹,当时分别在南昌、南京、广州、黄冈等地工作,妈妈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我是五十年代的老大学生,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又是一个在解放军里工作近30年的老兵,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是比较深的,特别重视能够做到忠孝两全。也就是说,在部队必须要做到为保卫祖国而尽忠,在可能条件下,也要为照顾父母而尽孝。因为我们的父母把自己抚养长大成人很不容易。我记得小时候看《聊斋》一书时,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我们的母亲从怀孕开始,到把子女抚养长大成人,经历了千辛万苦,有三句话,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三句话说我们的母亲“十月怀胎,同甘独苦,推干就湿”。这就是说,一个母亲怀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分担她的痛苦,只有独自承担,称之为“独苦”。“推干就湿”,说的是小孩子生下之后,睡在妈妈的身旁,孩子拉了尿,当母亲的把自己的小孩抱起来,睡在妈妈这块干的地方,然后自己睡在小孩尿拉湿的地方去。就是这样一把屎、一把尿把她的子女抚养长大的呀!近几年,我看到一些表现母爱的电视报道和文章,我很受感动。有位母亲,有个孩子长到5岁还不会讲话,是个哑巴。她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开口讲话,每天教他发“妈妈”两个字的音,一共两万多次,终于让她的儿子开了口,喊出了人类最伟大的两个字眼“妈,妈!”不仅喊出了妈妈,而且后来被教得口齿伶俐,上了学。还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两个大学同时参加函授,因生病吃错了药,两个耳朵全部聋了,根本无法听课。他的母亲为了帮助他完成学业,代替他去听课,然后回到家里把笔记本给他看,并通过口型、通过手势把课程内容传达给儿子,居然让儿子取得了双文凭,在两个大学同时毕了业,而这位母亲只有初小文化程度。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每个母亲含辛茹苦,“推干就湿”?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哑巴儿子开口讲话?是什么力量,使一位初小文化程度的母亲听懂了大学课程,让儿子取得了大学文凭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伟大的母爱”。我们说人类最伟大的爱是母爱,那是千真万确的。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往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比作母亲。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人都体会过母爱的温暖,懂得母爱的伟大。这种比喻,对每个人来说既形象又生动,而且更加深刻。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祖国母亲”,“我把党来比母亲”的颂歌。把“祖国”、“党”比作母亲,更深刻的涵义还在于要求每个人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就像了解我们的母亲、热爱我们的母亲一样;每个共产党员了解党、热爱党,就像了解、热爱我们的母亲一样。如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党的历史,就像当子女的不了解自己父母的历史一样。不算一个合格的公民或合格的党员。也正由于这一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学习历史、党史,要进行国情教育。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是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因为她是我们共同的伟大母亲(热烈鼓掌)。

我想,我的生身母亲摔瘫痪了,急需回武汉照顾,以尽其孝。只好在“忠孝难以两全”的俗话支配下,向部队组织汇报了自己的要求。正好得到一个机遇,就是我所在军级机关撤消,机关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经过组织研究,决定批准我转业回武汉照顾母亲。回到武汉后,我把母亲送进医院,经过一段时期的精心治疗和母亲本人的积极锻炼,出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奇迹:她居然从瘫痪状态恢复到又能生活自理了。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又想,我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尽孝,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他们并不要求子女守在自己的身边,今天端杯茶,明天送碗汤,这固然也需要。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材,成为一个人才:在读书阶段,成为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在工作阶段,成为一个为本单位、本行业、本企业、本工厂有贡献的人,最好是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这才是对父母最好的孝,最大的报答。如果当子女的在读书期间不认真学习,门门功课不及格,或者只求“60分万岁”,在大学期间马马虎虎混日子,只是为了拿一张毕业文凭。在工作期间吊儿郎当,马马虎虎,不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乃至违法乱纪,犯罪判刑,还有什么孝心可言呢?只能把父母气死。由于我既经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又经过党和部队的长期教育,我不仅主张用做学有所成、工有贡献、品德高尚的人来孝敬父母,而且主张在中青年时期,最好到艰苦环境、艰苦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宁做岗位上创业的雄鹰,不当舒适环境下的小鸡。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人,就是要有这种气魄和勇气。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想当展翅飞翔的敢于和暴风雨搏斗的雄鹰(热烈鼓掌)。出于这种想法,在母亲又能生活自理之后,我决定还是离开母亲,到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和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哪个地方比较合适呢?正在这时,我在黄冈地区工作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你想找这样一个环境,我建议你到红安县去看一看。”由于过去对红安宣传不够,我对妹妹的建议并不十分相信,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对当时黄冈地区所属的11个县,逐个地进行考察了解,看哪个地方比较适合我的要求。经过考察,先后看中了英山、黄梅、黄冈等县,最后来到了红安。通过走访老红军、老八路、老干部和参观“红安县革命博物馆”及一些革命遗址遗迹之后,我就被一批数字吸引住了:

第一,在红安产生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先后有两位红安人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董必武代理国家主席和李先念主席,再加上223位将军。我听了这个数字后感到十分惊讶。一个小县出现了一位党的创始人、两位国家元首,223位将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这个数字不仅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红安的县。因此,这个数字不仅是一个“中国之最”,而且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之最”。

第二,在红安成立了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在此之前,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和红一军两支红军部队,之后又有红二十五军在红安重建,红二十八军在红安改编。一个小县在那样艰苦的年代,先后有三支红军部队在此成立,两支红军部队在此重建和改编,不仅又是一个“中国之最”,而且也是一个“世界之最”。

第三,以上5支红军部队,在红安成立,重建和改编的初期,每3个红军战士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牺牲的4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名红安籍的英烈。参军数字这么大,牺牲人数这么多,在我们国内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红二十五军,先后有5任军长,这就是第一任军长旷继勋,第二任军长蔡申熙,第三任军长吴焕先,第四任军长程子华,第五任军长徐海东。其中蔡申熙、吴焕先两位军长牺牲后,就长眠在红安县的烈士陵园里。

这里我着重讲—下徐海东大将:徐海东原名徐元清,后觉“元清”不够革命气魄,1928年,改为“徐海动”,后来人们把“海动”两字听成“海东”,都喊他“海东哥”,所以他干脆改成了“徐海东”。他是一位特别能打仗的虎将军,敌人是闻名丧胆,一听说是徐海东的部队来了,拔腿就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一位苏联红军的虎将)。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说:“徐海东不除,国无宁日。”此言一出,在第四次“围剿”时,徐海东家族大小66口亲人,被国民党杀害,最后杀到没人杀了,撤走的时候,连他家中的一张饭桌也被敌人连砍了3刀。而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对徐海东非常尊重,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毛主席站在主席台上问:“徐海东同志来了没有?”问一声没有回答,又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又没有回答,当问到第三声徐海东来了没有的时候,工作人员把坐在轮椅上的徐海东推上大会主席台。当徐海东出现在大会主席台时,毛主席和全体代表热烈鼓掌,向这位老英雄致敬。为什么?因为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就是由他和程子华率领部队先期到达陕北延川的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及谢子长的红二十七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二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军团副团长。然后由徐海东率部迎接了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于193510月在陕北的吴起镇胜利会师。为以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立了大功,所以徐海东受到毛主席和全党全军的尊重和爱戴。

第四,在“黄麻起义”期间(“黄麻起义”发生在19271113日晚上10点钟),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这首歌谣告诉我们:1927年的黄安,有48万人口。194910月,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经过人口统计,只有34万。这就是说,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的革命斗争中,红安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后来查到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2552名,其他都是查不到姓名的无名烈士。

第五,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有一阶段有10个大军区,其中先后就有8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或政治委员由红安籍将军担任。后来10个大军区,改为8个大军区,先后又有6个六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是红安人。他们是韩先楚、陈锡联、秦基伟、王诚汉、周世忠、谢富洽。如果按原籍来算,有个叫吕王镇的地方,1932年以前属于红安,现属大悟县。原海军司令员,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就是吕王镇人。所以他的原籍是红安。19961017日晚,他在北京接见红安县长时就说:“我也是红安人”。还有一位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他也是吕王镇人,原籍也是红安。加上他们两个人,是8个大军区司令员。此外,还有17人担任过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或副政委。

当我听了这些数字之后,我感到红安是一块神秘的土地,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土地,更是一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有过重大贡献的红色土地。于是,我决心放弃转业回武汉大城市工作,主动申请来到红安这块光荣的土地生活。来时很简单,“三个一”:即拉着一卡车书、一张床和我一个人到了红安,后来我的妻子和孩子也都来了。我到红安来干什么呢?四句话:“学习红安,研究红安,建设红安,宣传红安。”这就是我来的目的。19789月初,我在到达红安后的第二天,当时的县委书记张凤歧同志到宿舍来看望我,并征求我对安排工作职务的意见。我向他简要地汇报了我的简历和到红安来的四句话的目的之后,向他提出了“三不”:一不要安排官职,二不担任正职,三不中途调回武汉和调职。我只要求两个字:“时间”。请县委给予我支配时间的适当自主权,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为学习、研究、建设、宣传红安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张书记听后说:“你在部队是一个团级干部,又是一个五十年代老大学生,不安排职务,不符合中央的政策和军委的规定,职务肯定是要安排的,只是你看安排什么职务为好?”我考虑我要宣传红安,于是提出:“就请县委安排我在县委宣传部当一名副部长吧!”不久,我便正式任命为“中共红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命时间是197810月份,直到今天,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18年。

在我看到任职命令的当天晚上,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因为满足了自己的愿望,所以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算啦,干脆不睡了,爬起来写了这样一首自勉诗:

吾来红安非为官,告慰英烈作宣传;

先辈洒血打天下,后生承志建江山。

十万壮士殉国死,一代风范留人间;

学习传统讲奉献,不到气绝不下鞍。

(热烈鼓掌)这首诗的标题叫《铭志》。志向明了,决心下了,人的心情也就安定了,觉也睡着了,决心在前面讲的“四句话”上下一番功夫。不学习、不研究还不觉得红安的伟大,学习、研究之后,我才发现我在前面向大家介绍的五条使人感到惊叹的数字,都是黄麻起义的成果。黄麻起义是一个了不起的、别具特色的起义。

第一,黄麻起义是一个地地道道地在党的领导下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没有党的正规部队参加,而是农民武装起来的名为“自卫队”、“义勇军”,“三堂红学”的农军所举行的起义。而其他一些起义,或多或少都有党的正规武装参加,唯独黄麻起义没有。

第二,这次起义由于没有正规部队参加,在起义的时候拿热兵器的人很少,只有一二百条枪。其他3万多起义农军,拿的都是大刀、长矛、锄头、扁担等冷兵器参加起义的。颇有点揭竿而起的味道。

第三,当时全县有10个区,基本上都有农军参加这次起义。形成了“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起义景观。因此,红安全县基本上都是苏区、老区。这种情况在其他老区县也是不多的。

第四,黄麻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建了银行,法庭等有关政权机构,并维持其革命政权达21天之久。

黄麻起义不仅有这么多特点,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成果,那就是在黄麻起义之后,于1931117,建立了红四方面军。方面军诞生之后,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发展到极盛时期,26个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人口达到350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里头,除了中央井冈山根据地之外,它是第二大块根据地。奇怪的是,这个第二大块根据地,又有前面讲的5条成果,过去对黄麻起义却很少宣传。众所周知,过去宣传比较多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后来又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还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起义,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表现这次起义的,其中有一首歌名叫:“洪湖水浪打浪”,打得全世界都知道(众笑)。为此,李先念同志对有关人员曾说过这样的话:“只听到洪湖水浪打浪,听不到大别山。”实事求是地讲,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成果比“浪打浪”的成果要大。那么,为什么过去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对红四方面军却很少宣传呢?经过深入研究,搞了半天,原来是在19314月,我们鄂豫皖苏区来了一个张国焘(众笑)。他来了以后就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党军一肩挑吧。他不仅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而且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就是在共产党和红军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有没有呢?当然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但是,并不多。不多,就“扩大化”。扩大是什么程度呢?扩大到不少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牺牲在他执行错误路线的屠刀下。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我们有位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名叫王秀松,他家是个大地主,父亲又是一个大恶霸,而且还是地主武装民团的团长,杀过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血债,就是我们的王秀松,亲自带领部队把他的父亲抓住后,依法处决了,名符其实的大义灭亲,要说革命立场的坚定是再坚定不过了。可是在“肃反”的时候张国焘一查,发现王秀松的出身是大地主,父亲又是大恶霸,民团团长,杀了我们的地下党员,与我们有血债。于是对王秀松不放心,怀疑他是钻进共产党里来的,是搞阶级报复来的,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决了。尤其使人感到气愤的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在后方就把他的原配夫人程训宣,扣上国民党的“改组派”的罪名给杀害了。这样,被张国焘错杀的军级干部有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确实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后来又在张国焘错误战略方针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1935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之后,12月居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后心怀不满,于1938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俗话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而影响了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当然这是不对的,不能因为一个领导人有了问题,就影响了对他领导过的地方和部队的宣传,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幸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这样,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对红四方面军就作了大量的报道,其中有篇报告文学,名叫《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的书名,对宣传红安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仅全中国知道红安是一个著名的“将军县”,而且全世界都知道。因此,到红安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说到红安都是“慕名而来”的道理。

下面我从110,将红安一连串使人感到惊叹的数字加以排列,加深同志们对红安的印象。

一、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一位党中央的副主席李先念;一位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

二、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代理国家主席,李先念主席;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223位将领)。

三、三支红军部队:红四方面军在红安成立,红二十五军在红安重建,红二十八军在红安改编;三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韩先楚、秦基伟。

四、四位中顾委委员:陈锡联、王诚汉、詹才芳、周世忠。

五、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谢富治、秦基伟;五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谢富治四位副总理,加上秦基伟国务委员。

六、六位大军区司令员或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秦基伟,政治委员谢富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王诚汉;武汉军区司令员周世忠;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七、七位省(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锡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熊应堂。

八、八位开国上将:韩先楚、陈锡联、谢富治、王建安、郭天民、周纯全、秦基伟、王诚汉。

九、九位著名专家学者:董必武法学家、教育家,叶君健翻译家、作家,张培刚经济学家,冯天瑜历史学家,杨炳马列主义美学家,张天伟民族教育家,石仲泉党史专家,程志男高音歌唱家,吴恒权《人民日报》总编辑。

十、十位开国中将:王近山、刘飞、刘昌毅、詹才芳、胡奇才、徐深吉、李天焕、张仁初、徐斌洲、张天云;十二位中央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秦基伟、谢富治、韩先楚、王诚汉、周世忠、张天云、郑位三、吴大胜、谢正荣;十四位共和国新一代红安籍将军:江建曾中将;胡先贵、罗毅、李平、秦卫江、黄俊峰、刘晓琨、秦天、罗刚、陈再方、阮成友、程晟少将,程志文职少将,吴晓恒红安第一位共和国女少将。

我想,当同志们听了红安这一连串使人感到惊叹的数字之后,也一定和我一样,为红安出现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吧(热烈鼓掌)!

分享:传奇的烈士故事,使我震撼

如果说上面这些数字把我吸引到红安是一个起因的话,更重要的还是每当我听到一位烈士斗争的故事,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结果。这里向大家介绍几位烈士事迹的片断。在没有讲烈士事迹之前,还得简要地把黄麻起义的经过谈一下。黄麻起义发生在19271113号晚上10点钟,19271114日凌晨4点钟就把黄安县城拿下了,起义就成功了。1118就召开了庆祝大会,成立了黄安第一个政权——“黄安农民政府”,建立了湖北省的第一支革命军队——鄂东军。多少人?三百个人。多少条枪?两百条枪。不要小看这三百个人、两百条枪,它就为红四方面军的诞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重建和改编打下了基础。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当年的红安是得到具体体现的。当然我们一“燎原”,国民党就不甘心失败,先后有两次反扑。第一次反扑时,由于我们的农军还在附近,敌人没有得逞。125,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反扑,这次敌人开来了一个正规教导师,约五、六千人,而且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我们只有三百个人、两百条枪,要和敌人硬拼肯定不行。怎么办,只好突围。这次突围战斗打得非常艰苦,黄麻起义的总指挥潘忠汝在战斗中,先后六进七出黄安城门,掩护战士突围。当他第七次掩护战友向外突围时,不幸腹部中弹,肠子打出来了。他忍着剧烈的伤痛,一手按住肠子,一手提着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号召大家“冲出去就是胜利”。后来当同志们将他抢救出来时,因为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光荣献身,年仅23岁。同时献身的还有鄂东军副总指挥刘光烈,县委书记王志仁,都是20多岁。突围出来的部队不到一百人。部队突围出来后拉到七里坪,在七里坪驻扎了一段时间后,又把部队转移到黄陂县的木兰山,在这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留下少数的共产党员在黄安县城和七里坪坚持地下斗争。这里向大家讲几位地下党员、著名烈士坚持斗争的事迹。

首先,讲一讲名叫张南一的烈士。张南一,1880年出生于七里坪镇柳林河村,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起义成功后,担任了七里坪革命法庭的首任庭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依法审判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亲舅舅,为农民群众申张了正义,从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黄安县城失陷后,他任区防务会宣传股长,奉党的指示,留在七里坪坚持地下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收集情报,武装群众。张南一,原名张香奎。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唱大鼓、鱼鼓和楚剧,还会化装,由于他经常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衣,以打鼓说书艺人的身份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有些群众知道他姓张,叫称他为“张先生”,有些群众不知道他的姓名,就以他经常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衣为特征,称他为“蓝衣”先生。当时在七里坪驻扎国民党军一个营,张南一就经常把收集到的这个营的活动情报,送给我们在木兰山的游击部队。这样,在敌人运军火时,我们就把军火抢了,运粮食就把粮食抢了,运被服就把被服抢了。敌人的营长为此十分恼火,就派人侦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得知是一位“张先生”的人、一位“蓝衣”先生的人送的情报,并且听说“张先生”、“蓝衣”先生是一个人,而且是一名共产党员,于是就写了一个通缉令,捉拿“张南一”。在这里把“蓝衣”写成谐音“南一”。因此“张南一”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敌人的通缉令里。敌人通缉了很长时间,没有捉拿到张南一。有一天,张南一的母亲生病,他就回到自己的村子柳林河,准备看望一下母亲,拿几件换洗的衣服,转移到外地活动。谁知刚一进村,就被一个敌人的坐探和我党的叛徒发现了,马上跑到了七里坪向敌人营长告了密。敌营长接到情报后,马上把全营人开出来围捕张南一。人民群众看到敌人往村子方向跑来,连忙把张南一藏在一个房屋的夹墙内。敌营长来后就派人挨家挨户搜查,没有搜到张南一,于是就将全村子300多口人赶到晒稻谷的场子上,敌营长疯狂地乱叫着向大家要人,说:“你们把张南一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我就把你们的村子给烧啦!”。敌营长喳呼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答话,于是敌营长抓住一位老大爷向他要人,说:“你把张南一交出来。”老大爷坚定地回答:“老子不认识张南一,我们村里也没有张南一,老子更交不出张南一。”敌营长听到这样的回答之后,由于已经得到张南一回村的可靠情报,一枪就把老大爷给打死了。然后对其他群众讲:“你们将不将张南一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我就架起机枪把你们统统给打死。”并指着老大爷说:“那么,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时,躲藏在夹墙内的张南一,突然听到外面有枪声,知道发生了不妙的情况,为了不使群众无辜地为他牺牲,他猛地冲出夹墙,跑到晒稻谷场上高喊一声:“老子就是张南一!要抓就抓我,你们把无辜群众给放了。”敌营长向叛徒问明他确实是张南一之后,就把群众放了,将他抓了起来。为了怕张南一逃跑,敌人就用一根粗铁丝,将张南一的肩胛骨和后腿跟穿起来,抬到七里坪监狱,然后用各种刑罚对他进行拷打,逼他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说出游击队的驻地。我们的张南一,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地拷打,要么拒不回答,要么破口大骂,使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由于当时处于拉锯状态,敌人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将张南一抢回去,不敢将他久留,决定对他下毒手。于是,在七里坪的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坑,决定活埋张南一。在没有活埋之前,敌营长再次要张南一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张南一坚定地回答:“老子没有!”敌营长就问:“那你还造不造反?闹不闹革命?”张南一回答说:“老子要造反,要革命!”敌营长听他这样回答之后,就命人将张南一的鼻子割了下来。敌营长再问,张南一照样回答。敌人又将张南一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敌营长还问,张南一更坚定地回答说:“老子要革命、要造反!老子死了也不放过你们!”敌人听他回答越来越强硬,于是就将张南一的舌头勾出来割掉了。然后,敌营长带着嘲笑的口吻问:“你还造不造反?你说啊!”“你还闹不闹革命?你讲呀。”张南一由于舌头已经被割掉,无法用语言表示反抗,怎么办?这时,他满含着一口鲜血,向敌营长的脸上、身上喷了出去,喷得敌营长一脸一身,敌营长恼羞成怒,将张南一推下沙坑准备活埋。并且不是马上将他埋死,而是凌迟处死。什么叫凌迟处死?就是埋几揪土,用铁揪在他身上铲几下,再问几声,有的甚至用刺刀在他身挑下一块肉,再问几声。将张南一割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我们很多在场的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无不流下伤心眼泪。张南一在这种情况下,始终高昂着不屈的头颅,两眼怒视敌人,直到壮烈牺牲。我到红安七里坪采访一些目睹张南一献身的老乡时,听到他们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我为当年有这样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在黄安战斗,我感到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这里再讲一讲烈士秦绍勤。1903年,他出生于七里坪福德院墙村,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七里坪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我们的部队上木兰山时,把他也留在七里坪坚持地下斗争,和张南一执行同样的任务,后来也被国民党抓住了。他是怎样被敌人抓住的呢?有一次,他发现国民党部队有一个仓库里藏了一批枪支,就去侦察,想把这批枪支搞到手。哪知,当他正在侦察时,被一个地主和叛徒发现了,地主就告诉自己的小孩,要他赶快去向敌人营长报告。说秦绍勤正在什么地方搞侦察。敌营长接到情报后,马上把部队开来,将秦绍勤包围了起来,从而把秦绍勤抓住了,抓住后立即向县城的敌师长闻清霖报喜说:“秦绍勤被抓住啦!”敌师长听说后非常高兴,连忙坐车赶到七里坪,亲自上阵软硬兼施,要他交出地下党员的名单。先来软的,连使三招:第一招,大摆酒宴,进行劝降;第二招,拿出重金,加以收买;第三招,送上美色,以色利诱。企图通过这软的几招,软化秦绍勤,让他交出党员的名单和供出党的组织。而我们的秦绍勤面对敌人的酒宴、金钱、美色,大义凛然,毫不动摇,死不开口。敌人一看,软的一招达不到目的,于是来硬的,将秦绍勤投入监狱。用各种刑罚对他实施拷打,逼他交出地下党的名单,说出我军的去向。我们的秦绍勤在敌人的各种刑罚面前,仍然死不开口。敌人一看各种刑罚都用尽了,就是打不开他的嘴巴,敌人就采用了更为残酷的手段,就是将一块大铁块,烧得通红、通红之后,往秦绍勤裸露的前胸一贴,然后使劲一揭,将秦绍勤裸露前胸的一层皮整个的揭了下来,露出血淋淋的血肉,然后在血肉上洒盐水和辣椒粉。逼他供出党员的名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秦绍勤仍然死不开口,敌人又怕我们的游击队将他抢回去,于是对秦绍勤又下了毒手。这次下毒手,就不再对他进行活埋了,而是找来一块大门板,然后用两寸长的钉子,把秦绍勤的手和脚钉在门板上,当活靶子放在倒水河边的堤岸上,准备将他处死。为了迫使秦绍勤招供,敌人还采用了一个卑鄙的手段,就是将秦绍勤的母亲和妻子抓来“陪绑”。指望利用他的母亲、妻子来劝说、软化秦绍勤。那知她们不仅不劝说秦绍勤,相反地鼓励秦绍勤。敌人一看不妙,站在倒水河的对岸,架起机枪,端起步枪,拿出手枪,瞄准秦绍勤,当活靶子,用乱枪处死了。打死后,敌营长还不甘心地说:“秦绍勤这家伙的胆量真不小,敢和我们作对到底。”提出来开膛剖肚,把秦绍勤的心脏和“胆”掏出来看,看看秦绍勤到底有多大的“胆”。因为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人的“胆量”大,是因为他的“胆”大的结果,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尽管这样,敌人还是“开膛剖肚,取胆来看”。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发生过一次的。什么时期?就是在三国时期。

大家知道,三国时期,蜀国的诸葛亮死了之后,接替他进行军事指挥的是大将姜维。姜维的部队曾在四川的剑门关一带和他的对手钟会的部队打了一次大仗,杀死魏军无数。剑门关号称“天险剑门”,五十年代我曾乘车从重庆到成都经过剑门关。到剑门关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剑门关位于四川剑阁县北25公里的剑门山,该山有72峰,峰峰相连,山峦重叠,两边是高山峻岭,形如利剑,两山对峙如门,故曰剑门,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杜甫曾在《剑门》一诗中写道:“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这个地形在军事上称为“军事禁地”。从守方来讲: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攻方来说:你钻进这个“口袋”就别想出来。是不能进去打仗的。姜维为了打通通路,恢复汉中,来到剑门关抗击钟会的部队,杀得钟会的部队大败而逃,死伤无数。

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总指挥徐向前曾命三十一军一举夺取了国民党在此驻守的剑门关。1935331,红三十军、红九军一部又占领了剑阁县城,后红三十军一个师在此驻守一个月。

当钟会的部队大败而归之后,钟会亲自率领大军在离剑门20里处下寨,把剑门关两边的山口围住,断了姜维部队的粮草,使姜维的士兵饿死不少,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恰在这时,刘备的儿子刘禅投降魏军,姜维借机诈降钟会,并鼓动钟会脱离魏军,自立为王。那知走漏了消息,钟会被司马昭派人杀死,姜维也自刎而死。姜维一死,魏军恨他如此大胆地杀死那么多弟兄,争相“开膛剖肚,取胆来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胆”。开膛剖肚取“胆”一看,怎么样,发现姜维的“胆”大如鸡卵。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的“胆”要大。是不是真的要大呢?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我在同济医科大学、同济医院等处作报告时,请教了一些教授和专家,我问,“如果我胡耿的‘胆’、包括普通人的‘胆’,平时跟鸡蛋一样大,是个什么局面呢?”一些教授、专家回答我说:“假如你的‘胆’和普通人的‘胆’平时和鸡蛋一样大,那就证明你已经得了胆囊炎啦(众笑),你得赶快到医院去治疗啦(又笑)。”至于姜维是否是胆囊炎咱们就不去考证他了。

由于魏军见姜维的“胆“大如鸡卵,对他很敬仰,在开膛剖肚之后,为他进行了厚葬,修了一个大墓,墓前立了块大碑,上书:“大将军姜维之墓”。

我们的秦绍勤同样被敌人开膛剖肚,那就不是这种“待遇”了。国民党的部队发出一个通告:“不准收尸”,暴尸于众。远比古代人还残忍。

七里坪的人民群众见秦绍勤死得这样的悲惨,特别是秦绍勤死得这样的壮烈,既非常难过,又非常敬仰。于是,编了一首歌谣称赞秦绍勤。歌谣写道:“英雄秦绍勤,开膛剖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这就是秦绍勤英雄行为的具体写照。

当我听到一些老人、特别是亲眼所见烈士们就义的老人,讲述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强烈的震撼。震撼的同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们过去都是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共产党员,文化程度也不高,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样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呢?我想找一个答案,后来终于在另一位烈士的身上找到了这个答案。这个烈士的名字叫程昭续。

程昭续1898年出生于紫云乡熊家咀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11月参加黄麻起义。起义胜利后,他带领一支小分队与敌人作战,由于寡不敌众,也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住了。抓住他之后,敌人用刺刀架在程昭续的脖子上问:“你是要自己的脑袋呢?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回答说:“脑袋,是爹娘给我的,属于我自己的,丢掉了,我不可惜。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老子当然要共产党啊!”这样回答之后,敌人就残酷地将他的头砍了下来。砍下来还不说,还把他的头挂到他的家乡熊家咀的一棵槐树上示众了七天七夜。敌人的残酷我就不去说它了,但程昭续对敌人的回答,我却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过去的真正共产党人,现在的真正共产党人,乃至将来的真正共产党人,他们为之战斗,为之流血,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坐牢,不怕拷打,不怕活埋,不怕开膛剖肚,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革命理想、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热烈鼓掌)。

他们把这种信念、理想、爱国精神和奋斗作风汇集于自己的一身,形成了他们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懂得一个基本道理,为解放受苦的中国劳动人民而战,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战,为实现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是他们人生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价值、最伟大的目标。一个人的智慧、才华乃至生命能够献给这样伟大的事业,死而无憾。于是,就表现出:坐牢,愿把牢底坐穿!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性,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反复强调要对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信念、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其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只有建立了正确的信念和理想,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的价值(热烈鼓掌)。

传奇的功臣事迹,将我净化

如果说,我每听到一位烈士的故事,心灵都受到强烈的震撼的话,特别是当我刚来红安时,还有许多活着的功臣。和功臣们一交谈,那又进了一步,使我的灵魂都受到净化。

当我刚到红安去七里坪采访时,有一位姓刘的老同志问我:“胡部长,你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吗?”,我说:“看过,《平原游击队》里有一个敌人闻名丧胆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刘同志说:“我告诉你吧,红安有一个比李向阳还李向阳的人。”我听了以后十分惊讶,忙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刘同志回答说:“他叫徐锡煌,住在天台山的高山岗。”“您能带我去见见他吗?”“可以!”这样,第二天我在刘同志的陪同下上了天台山,专程拜访这位老英雄。不看则已,一看就把我吸引住了,就觉得他确实是一位英雄。形象上就像一位英雄(众笑)。只见他高大的身材,红红的脸膛,“国”字脸,不是林黛玉的“瓜子”脸(众笑),还有微微的兜咀胡,腰板硬直,声音宏亮,确有英雄气慨。我在和徐老寒喧一阵后,决心进一步采访这位老英雄。于是我说:“徐老,我想抽一个时间专门到您家住一住,不知可不可以?”徐老高兴地说:“欢迎、欢迎,非常欢迎。”于是,我在1979年的冬春之交,第二次上了天台山,开始了对徐老的独家采访(众笑)。

我上山的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不久,就开始下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号,于是我就在徐老家里住了下来,开始了我们的交谈。徐老问:“胡部长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武汉市人。”“那你原来干什么工作呀?”“我原来在部队里工作。”“那么你打过仗没有呢?”“大仗没打过,小仗闻到一点火药味。我听说徐老打过很多仗,您能不能把您打仗的故事和我讲一讲?”“可以,可以。”徐老高兴地回答说。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就很投机,一下子就把徐老的话匣子给打开了。这一打开不要紧,两天两夜就没有“刹住车”(众笑)。白天讲,当然不在话下。夜晚,屋外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号,我和徐老盖一床被子;凉瞍瞍地,怎么也睡不着。干脆我们两个人不睡了,爬起来,坐在炉膛的旁边,一面烤火,一面继续交谈。

红安乡下有个特点,每个农家都有一个厅屋,红安称为堂屋。每个堂屋的一侧的土地上,挖有一个约一米平方和一两尺深的火坑,又叫炉膛。到了冬天,每家炉膛的正中就烧着一个半湿不干的树兜子。他们不让树兜起明火,而是让它用暗火煨在炉膛里慢慢烧。为了让树兜不至熄灭,树兜周围就撒一些糠皮子助燃。炉膛的正上方有一根横梁,下方吊着一根杆子,杆子的下边有个铁钩子吊着一只瓦壶,烧开水。由于瓦壶紧贴着树兜,水很容易烧开。我就亲眼看到水烧开后漫出来了,连忙对徐老讲:“赶快把壶拿下来。”徐老说:“不要紧。”原来水壶在秆子上是可以升降的,一共有3档。开水漫出后可以往上升—档,再漫再升一档。我看后非常新奇,心想在这个山沟里烧开水居然实现了半自动化(众笑)。难怪经一些科学家研究证实,中国人的智商,是世界上最高的(热烈鼓掌)。你看,我们在城市是用热水瓶保温,在农村,没买热水瓶时,则可采用这种方法保温。真是奇妙极了。

而且红安人特别好客,你到每一家去时,有3样东西必须招待你:一是一杯茶,二是一盘瓜子,三是一盘花生。红安花生在全国是闻名的,它粒小、色红、出油率高、香喷喷的,使你一闻到香味就让你流口水(众笑,鼓掌)。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样产品招待你,这就是红安卷烟厂生产的“将军城”、“龙乡”、“白猫”、“球迷”系列香烟。这几种烟,先后获全省、全国消费者满意金杯奖或全国优秀成果博览会金奖,“龙乡”牌香烟被评为湖北省10大名牌之一。以上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甚受烟迷者的欢迎,(众笑)。这次徐老又多准备了一样东西:自制的烧酒。

于是,我们两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深入地交谈。什么环境?屋外下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号,我俩坐在屋内的炉膛旁边,烤着火,烧着开水,喝着茶,吃着瓜子、花生,徐老还一边喝着酒,一边向我讲述着他那一个个生动的惊险的战斗故事,真是一个莫大的精神享受啊(众笑,鼓掌)。

徐锡煌是什么人?一位老红军,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后勤部部长。李先念于19466月,率领第五师中原突围以后,他被留在天台山打游击,任游击大队长,外号徐大胆。敌人对他是闻名丧胆。他对天台山熟悉到什么程度呢?徐老对我说,天台山有多大,山内有多少洞,哪个洞内能藏多少人,哪些洞,洞内相连,哪些洞,洞外相通,到哪些洞要走羊肠小路,哪些洞外有岩石可攀,他是了如指掌。正由于他对地形熟悉到这种程度,就为他打游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他就经常把地主武装民团运的军火抢了,运的粮食和被服抢了,有时还把民团团长的老窝给端掉了。为此,民团团长对他恨之入骨,决定和七里坪的敌营长联合起来,捉拿徐锡煌和他的老伴。而且发出“布告”说:如果谁能抓住徐锡煌或他的老伴,不管是死是活,各赏大洋一千块。同时采取由山下自山上拉网式的围搜战术,包围一层,搜查一层。这一层没有查到,就缩小包围,再搜查。情况相当危急。在这种情况下,红安人民不仅没有被敌人的金钱所利诱,相反地,很多人民群众都来找徐锡煌,要求保护他的老伴。都被徐队长一一谢绝了。因为敌人的“布告”写得清楚:抓到徐锡煌或他的老伴有赏,但在哪家搜查出他们,则收藏他们的这家人,全家问斩。徐老对我说:“什么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的老伴在藏她的一家搜查出来了,我的老伴因此而牺牲了,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损失,但由此而连累人民群众全家问斩,我这个共产党员,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啊!”因此,不管人民群众多么坚决的要求保护他们,都被徐锡煌谢绝了。可是搜查的包围圈却越来越小,情况越来越危急。徐老说,“当时真是到了无处可藏的地步了。”正在焦虑之际,忽然老天爷帮了一个大忙。在一天半夜三更里.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徐锡煌忽然计上心来,拉住他的老伴,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跑。一口气跑到民团团长的家门口。民团团长家门口守卫的士兵,看到黑影一闪,高喊一声:“谁?!”徐老回答说:“徐锡煌。”他不回避,因为敌人闻名丧胆。守卫士兵问:“你来干什么?”“你去告诉你们的团长,说我要会见他。”守卫一听吓得屁滚尿流,连忙跑进屋里,慌慌张张地向民团团长报告道:“报,报,报告,不,不,不好啦,徐,徐,徐锡煌来了。”这时民团团长还睡得正香,开始没有听清楚,当他模模糊糊听到是徐锡煌来了的时候,还不太相信地说:“你胡说什么,这么多天没有搜查到徐锡煌,他从那里冒出来的。”守卫说:“真的来了,他说还要会见您啦。”民团团长连忙穿上衣服,侧耳一听,不妙,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过去被袭击,端老窝,徐锡煌都是在这种天气条件下进行的。心想,他是不是又端老窝来了,连忙说:“赶忙请他进来。”守卫出来对徐老说:“我们团长请您进去。”于是徐锡煌将两个警卫员埋伏在暗处,带着老伴进了厅屋。民团团长一看果然是徐锡煌来了,而且和老伴一起来了,暗暗高兴,忙说:“你们来得正好。”徐老说:“什么正好,我告诉你,今天我们两个人来,不是向你献人头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呢?”徐说:“我想和你打个商量。”民团团长听说有事要和他商量,以为徐锡煌对这次搜捕感到害怕了。于是态度强硬地说:“没有什么商量可打。”“你到底打不打?不打,就对你不起。”民团团长见徐锡煌的态度比自己还硬,害怕徐的部队在外面埋伏,态度软下来说:“那你要打什么商量呢?”徐说:“我想把我的老伴放在你家里暂住一时。”民团团长一听,说:“你说什么啊,你想把你的老伴放在我家里?!我抓不到你们,难道我还养着她不成,不干,不干。”“你到底干不干?不干,就别怪我不客气啦。”说着徐锡煌把枪对着民团团长的脑袋。民团团长只好答应说:“那好吧,你说有什么条件吧。”“我告诉你,我把我的老伴放在你们家里暂住一时,如果下次我来接她,见不到她的人,或见到她的人,看到她哪里有伤,哪怕你动她一根汗毛的话,我就用你家的三代人作抵押。”“那你就把老伴留下来吧。”这样,徐老就把老伴留在民团团长家里,走了出来。我听到这里,十分佩服徐老,他为了不让群众遭杀害,竟把自己的老伴往虎口里送。

徐老对我说:“我把老伴是放在民团团长家里了,但是敌人就真的那么老实啊,不伤害我的老伴啦。不管怎样,人已经放到他家里了,只有听天由命啦。退一万步说,如果我的老伴真的因此而牺牲了,只要人民群众不受伤害,我这个共产党员也就问心无愧了。”

听了徐老所讲的故事,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位为人民群众利益而生,为人民群众利益而战,为了人民群众利益,宁愿牺牲自己乃至亲人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热烈鼓掌)。

再讲一讲老红军杨锦华,外号“名誉军长”。他参加过长征,在战争年代为中央首长挑过文件,跟朱德同志当过马夫和警卫员。是一个为保卫国家机密,保卫中央首长安全作过贡献的老同志,又经过长征的考验,因此在建国之后,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任命他为副军长。那知道,朱德同志把这一任命告诉他时,杨锦华连忙说,“我不当副军长,我不当,我不当。”朱德同志问:“你不当副军长,你想干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杨锦华说:“我是这样想的,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政权已经取得了,当前最要紧的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我请求领导批准,让我回家当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去。”朱老总一听,觉得回农村参加社会主义也确实需要一批党员骨干。经过重新研究,批准了杨锦华的要求,当朱老总再次和杨锦华谈话时说:“杨锦华同志,既然你不愿当副军长,那你回乡以后就当个‘名誉军长’吧!”并说:“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再来找我。”这样杨锦华同志就回到红安当了一名普通农民,随之“名誉军长”的称号也传遍了红安。

杨锦华回到红安后有很多突出的事迹,这里我只讲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的一件事情。你们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我们中国从1959年末开始到1962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油大幅度减产,很多地方颗粒不收,农民只好用野菜拌着少量的粮食充饥。全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杨锦华在与中央警卫团的老战友通信时得知,我们的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为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几个月都不吃肉。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劝他吃肉,都被毛主席谢绝了。为什么呢?毛主席告诉他身边的警卫战士们说,“你们回去搞调查研究,回来的时时候把你们家乡吃的东西带回来我看看。”有一位战士带回儿个窝窝头,这些窝窝头是用糠皮和野菜掺在一起做的,又黑又硬,毛主席接过窝窝头,一边吃一边流泪,然后把警卫战士召集过来说,“同志们,你们每个人都尝一尝。”尝完之后,毛主席问:“同志们,你们知道你们吃的是什么吗?你们吃的是种田人吃的粮食啊,他们就吃这种东西,我们还能忍心吃肉吗!”就这样,毛主席坚持了7个多月没有吃肉。联想到当前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不良风气,真使人感到痛心啊。群众用顺口溜讽刺说:“大吃大喝不怕累,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气死了革命老前辈。”我想我们还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当你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时候,当你用公费在舞厅翩翩起舞和高唱卡拉OK的时候,当你公车私用、到处游逛、不干实事的时候,应该好好想一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6500万农民,想一想城市中失业待救的职工,想一想交不起学费读书的农村儿童和特困学生,想一想生活水平不高的贫民百姓。真正做到严格律己,从我做起,当一名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模范吧(热烈鼓掌)!

当杨锦华得知朱德同志也几个月没有吃肉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于是带着红安的一些土特产,带着自己家杀猪后腌制成的腊肉,进北京看望朱老总。朱德同志一见老部下、老战友来了,非常高兴。向他问了一些农村的情况,知道农村非常困难,于是对他说:“杨锦华同志,这次你在离开北京之前,我陪你吃顿便饭,吃了便饭以后,你和仓库主任进仓库去,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啊——。”这样,饭后杨锦华和仓库主任进了仓库。仓库内的好东西很多,他就是不动手拿。于是仓库主任提醒他说:“杨锦华同志,朱老总要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这么多好东西,你赶快动手拿呀!”杨锦华还是不动手,他东瞧瞧,西看看,终于看中一件东西,然后招手对仓库主任说:“来来来,你来帮我拉一拉。”仓库主任帮他拉出来一看,竟是一件旧的破棉大衣。于是对杨锦华说:“朱老总嘱咐你看到什么好就拿什么,你拿了一件旧的破大衣出来,是不是要出我的洋相啊。”杨锦华笑一笑说:“我不是出你的洋相。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是困难时期,好的留下来装备部队。我在家当农民,我拿件旧棉大衣回去干什么呢?就是稻子、麦子打下来以后放在外面凉晒,晚上收不回来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件大衣到外面去巡逻、巡逻。”于是他好东西不拿,就拿一件旧的破棉大衣回来了。

回到红安以后,当他穿着棉大衣在巡逻时,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他把这包东西打开一看,不是别的,而是一包钱。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朱德同志偷偷地要别人装进去的。他感动得一边数钱一边哭,通过一数,不多不少整整500块。这可是那个年代的500块钱呀!我在采访杨老时,他还一边讲一边哭。他说,“胡部长啊,我真没有想到,中央首长日理万机,工作那样繁忙,任务那么繁重,朱老总几个月不吃肉,和咱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一下子给我这个老部下,特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500块钱啊!”第二天,杨锦华二话不说,就将这500块钱全部交给了乡政府,当时叫人民公社。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资金。

那么这封信里装的又是什么呢?杨锦华拿出来一看,更使他感动万分,原来并不是一封信,而是200斤粮票。他对我说:“当我拿出这200斤粮票,我激动得大哭起来。胡部长你想一想,我是一个农民,本来应该由我们这些当农民的向国家、向人民、向中央首长提供粮食,现在不仅拿不出粮食供给国家和中央领导,反而要中央领导把他们省吃节约下来的粮票给我们,我这个当农民的怎么对得起人民和中央领导啊!”这样,他同时将这200斤粮票交给了乡政府,并嘱咐,把这200斤粮票用来救济特困户。

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感动极了。我被他这种不计名利地位,不要钱粮,只讲奉献的崇高品德所感染。你们看,当他自己多么需要钱的时候,他500块钱,一分钱不留;当他多么需要粮食的时候,他200斤粮票,一两不留。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呀!我的灵魂,无形中受到了一次强烈地净化和升华(热烈鼓掌)。

在这里,我还要着重讲讲全国闻名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事迹:他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以讨饭为生,后给地主、富农放牛,当长工。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他是一位黄麻起义的参加者,长征的参加者,抗日战争的参加者,解放战争的参加者,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身上负伤7处,立功受奖15次。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军团长、战斗功臣。为此建国以后,组织上将他安排在延安休养,被方和明谢绝了。他对领导说:“党和人民要我拿枪打仗,我就冲锋陷阵,是一名革命战士。现在我负伤残废了,不能拿枪冲锋陷阵了,但参加一些劳动还是可以的。因此,我不希望增加组织的负担来养活我,我请求组织批准让我回乡当农民,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此,他谢绝了留在延安休养的安排,回到红安当了农民。

由于他是一名残废军人,回到红安后就要到民政局去登记和领取“残废军人证”。在他登记表格的时侯,工作人员就问方和明:“你在部队是什么职务啊?”方和明回答说:“我是一个红军战士”,再问,回答还是“红军战士”,还问,还是“红军战士”。工作人员提醒他说:“你在部队职务的高低,关系到你的政治经济待遇问题。”方和明还是坚持说“我是一个战士”。旁边另外一位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别再问了,我看他在部队干了20多年,身上又负了伤,我看他起码是一个排长,干脆填个排长算啦。”方和明声明说“我不是排长,你们帮我改啦!”,工作人员也不改。其意思就是为了照顾这位老同志。

这样,方和明就拿着这个当排长的“残废军人证”回到自巳的村子。群众知道他当过红军,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对他还是非常信任,先后选他当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搞劳动、抓生产,工作做得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1957年,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联合召开烈军属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方和明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把出席会议的劳动模范名单翻开一看,见到“方和明”几个字,非常高兴。原来他们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友,特别是在长征途中,他们有一段不平凡的交往;陈再道在率领部队攻打李公铁索桥时,打得非常艰苦,久攻不下,只好撤退。这时方和明的职务是营长,陈再道就命令他这个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那知,方和明掩护陈再道率领部队撤退之后,两人再也没有碰过面,至于方和明是死是活,陈再道一直搞不清楚。今天忽然在劳动模范名单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再一看籍贯是红安人,没错,就是他。但一看填的部队原任职务是“排长”时,这一下就搞懵了(众笑)。“咦,方和明原来不是营长吗?怎么现在变成排长啦?难道这家伙犯错误啦(又笑)?”陈再道转念一想:“中国人同名同姓的太多了,难道是一位与方和明同名同姓当排长的方和明。”为了保险起见,怕出洋相,于是陈再道把他的秘书叫来,说:“来来来,你帮我去把那位名叫方和明的劳模请来,我们见见面。”这时方和明正在参加小组讨论,会上坐满了记者参加旁听。为什么一个小组会会吸引那么多记者呢?因为在五十年代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是人们崇拜的偶像,非常受人尊敬,其尊敬的程度,不亚于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里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可爱的人组成的英雄报告团回国作巡回报告,巡回到了武汉,由于报告的场次有限,各单位只能派代表去听英雄们的报告,我没有想到我所在的部队决定派我去听英雄的报告。我一听这个决定,高兴得一跳老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能够确定你听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的报告不是一般的,而是一种“政治待遇”(众笑)。只有平时表现比较突出的好同志才有这资格。我想:“搞了半天,我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目中还是一位突出的好同志(众笑)。”这个底就算摸到了,当然就特别高兴。同志们见我很高兴,也都非常羡慕。于是有人对我说:“胡耿,你算逮到啦!不过我告诉你,见到英雄要请他们签名留念。”我说:“那还用你讲”(众笑)。“见到英雄们要握手。”“那是当然。”

英雄报告会是在一个能坐1000多人的大礼堂进行的。我坐在第一排左边上讲台的位置,两个目的:一是想把每个英雄的模样看清楚。心里琢磨,看我胡耿这个模样,将来能不能当英雄(众笑);二是准备抢先请英雄们签名留念。所以当报告一结束,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跑上讲台,抓住战斗英雄们的手就握,那就不管你握不握我的手(众大笑)。不过英雄们都很谦虚,你用双手握他的手,他也用双手握你。他们不仅热情地和我握了手,而且由于我的动作快,大家在热烈鼓掌后,主持会议的人就发表感想。我就趁这个时间,请英雄们名也签了,念也留了,非常高兴地回到单位。同志们一见面就问:“胡耿,听了英雄的报告没有?”我很自豪地回答说:“听了!”“签了名没有啊?”“签了!”“握了手没有?”“握了!”“啊,你和英雄们握手啦,来来来,和胡耿握手!”于是同志们抓住我的手就使劲握(众笑),把我的手都握肿了(众又笑),当有人再和我握手的时候,我就喊:“哎呀,不行啦,不行啦,我的手都给握肿了。”张三听了以后说:“没关系,没关系,胡耿的手我已经和他握啦。来,我来传给你吧!”李四也说:“对对对,我也和胡耿握过手啦,我也传给你吧!(众笑)这样大家一个传一个地握手,把所有的人的手互相都传遍了(众笑)。为什么呢?大家用这种方式来分享我见到英雄后的幸福与欢乐(热烈鼓掌)。这次,由于我和英雄们握了手,回来后又和本单位大部分同志握了手,其幸福感和光荣感就无法用语言表达,为了把这感情保留起来,怎么办?当时我两天两夜没洗手(众大笑,热烈鼓掌)。五十年代,我们就是这样崇拜英雄、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

现在的情况变了,我到很多大学、中学去作报告时,我就问一些同学:“你们崇拜谁呀?”张三回答:“刘德华”(众笑),李四回答:“黎明”(众又笑),—句话:崇拜香港的歌星“四大天王”(众大笑),很少听到崇拜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的名字。这种不正常的崇拜偶像,使我感到很难过。我主张我们的青少年还是应该崇拜英雄人物。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做人的美德,浓缩了人生的精华。正由于这样,所以劳模开小组会时,就坐满了记者在会场旁听。

陈再道的秘书走进会场就问:“哪位是方和明同志啊?”方和明回答说:我是,有什么事情吗?”秘书说:“我们的陈司令员想和您见见面。”记者听说上将司令员要会见劳动模范,不要说方和明是他的老战友、劳动模范,更不要说是红军老团长,仅这一条就是好新闻。所以当方和明走出会议室时,记者们小组会也不参加了,一起跟方和明走了出来。当陈再道一见方和明,果然是分别23年的老战友。于是就问:“啊——,怎么搞的?在李公铁索桥战斗时,你已经是营长了,你说,你后来干什么去啦?怎么会变成排长啦,难道你……”方和明一听明白了,肯定陈再道以为他犯错误了,于是没等陈再道说出来,就接着说:“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吧,我掩护你们撤退以后打了哪一仗,消灭多少敌人,后来又打了哪一仗,又消灭多少敌人,组织上看我打得很不错,就提升我当了团长。”陈再道一听说:“不简单,不简单,在部队是红军老团长、战斗功臣,回来后又当了劳动模范,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们就把这种情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事后又进行了一系列地采访和报道:什么“将军会见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红军老团长方和明解甲归田”等等一报道。才把他当红军老团长的身份披露出来。他有意隐瞒自己团长职务达8年之久。

听了这些故事,我的灵魂一次又一次的受净化。你们看,一个比李向阳还李向阳的游击大队长徐锡煌,为了保护群众的生命,宁愿把自己的老伴往敌人虎口里送;一个保卫国家机密和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有贡献的“名誉军长”杨锦华,副军长不当,好东西不拿,500块钱和200斤粮票都不留;一位名符其实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达8年之久,说自己“是一个战士”。在他们这种崇高品德面前,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灵魂不能不受净化,除非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一个木头人。

但是在灵魂受到净化的同时,我对有的问题还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就带着问题去问方团长,我说:“方老,我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开啊!”,方老问:“什么问题?”我说:“方老,您明明是一位红军老团长,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战士?”方老笑一笑回答我说:“胡部长,我告诉你吧,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共是72人,我那71位战友在战斗中一个个的牺牲了,一个个地倒下去了,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我那71个战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将我保存下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方和明的今天。所以每当我想到我那71个战友的时候,每当我想到烈士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方和明,在我的71位战友面前,在那些牺牲的烈士面前,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自己是一个排长、是个连长、是个营长、是个团长,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长,我开不了口啊!胡部长啊!”

方老的回答,才把我没有解开的问题解开。我才明白,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存在与为自己牺牲的战友联系在一起。方老说:“你看我那71个战友,他们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享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享受到。而我方和明得到了应得的荣誉,享受到了我应享受的待遇。我在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其他烈士面前,还能说什么?还能提什么?还能有什么样的非分之想呢!胡部长,你说呢!?”他们这种精神,在红安其他老红军、老干部的身上得到同样的反映,我们称之为“红安精神”。

传奇的红安精神,让我敬仰

“红安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红安有两句话,—句是:“一要三不要”,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谈起“不要钱”,有些人不理解,现在听起来甚至觉得有些可笑。有的人对我说:“什么不要钱?我既要钱,又要家,还要命,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我说:“同志且慢,听听老红军、老干部是怎样说明这句话的含义的吧!”老干部告诉我:所谓“不要钱”,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在不义之财面前不动心,不为金钱利诱和收买。这种钱在革命战争年代不能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大潮的条件下尤其不能要。不少人甚至少数高级领导干部,经不起金钱的利诱,贪污受贿者有之,盗窃金库者有之,挪用公款者有之。至于社会上有些人为了金钱,绑票杀人,谋财害命,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假冒拐骗而违法犯罪的就更多了。所以对待一个“钱”字,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早就讲得很清楚,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得来的钱,越多越好,并要求党员做发家致富的带头人。但是不正当的钱,不合法的钱,一分钱不能要。这种不正当的、不合法的钱,要一分,在你的品德上留下个污点,要多了就违犯纪律,再要多了,就犯法犯罪、坐牢判刑乃至掉脑袋。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为财死”,讲的就是这种人。自杀而死的原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大肆挥霍,为自己建造了几个别墅,吃一顿饭上万元,给他的情妇美—次容,也是上万元,做了一张按摩椅就花了7万多元。这样的败类,他即便不自杀,也要枪毙。还有一些人,钱的来路开始也许是正当的,甚至发家致富变成了“大款”。但是,有的人一旦有了钱之后,便开始胡来:吃喝嫖赌,腐化堕落,吸毒贩毒,迷恋黄色,金屋藏娇,偷欢情妇,污染社会空气,败坏社会道德等等,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对待钱的问题,第一,来路一定要正当;第二,用途一定要正确。不属于自己应得的钱,来路不正当的钱,特别是用违法手段弄来的钱,一定不能要。谁要谁倒霉,谁要谁完蛋。

所谓“不要家”,就是不能只顾自巳的小家,而不顾国家的存亡和命运;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小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所有的革命者,都是离开父母、妻子、儿女的小家庭,为挽救国家、保卫国家而投身革命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为建设国家,也不能不离开自巳的小家,孔繁森就是这方面代表人物。

所谓“不要命”,就是不能贪图自己的性命,而叛变革命,就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敢于为国牺牲。这就是“不要命”。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就是我们提倡的“拼搏”和献身精神,为“四化”建设献出自已的一切才智乃至生命。

因此,“一要三不要”在当前市场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更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红安精神”第二句话是“一图两不图”,即:“图奉献,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前面讲的“名誉军长”、红军老团长都有名利可图,可是他们就是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为党和国家作奉献。红安有一位名叫兰桂贞的革命老大妈,大革命时期她是妇女队长。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为了民族的解放,在革命战争中,先后失去了10位亲人,她的父亲、丈夫、4个兄弟和4个儿子,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兰大妈已经没有一个骨肉亲人,她却把红军战士当做自己的亲人和儿子,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候,她把自己仅有的2亩地换成20斗米,送给红军游击队,而自己却以讨饭为生。解放后,党和政府要将她列为优抚对象照顾她。她不仅谢绝了照顾,而且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喂猪、种地,每年争先向国家上交一头猪和100公斤粮食。

还有一位母亲名叫叶启英,她有6个儿子,大儿子身有残疾,其他几个孩子除二儿子外,都未成年。由于家境困难,向信用社贷款1500元,用于生产和供小孩读书。当1982年部队来征兵时,她却毅然地把家中体质最棒、智力最好的二儿子熊泽太送到部队保卫祖国。1984年秋,熊泽太所在的部队开赴祖国南疆,参加自卫还击战。叶启英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了这样几句话,她说:“太儿,在战场上,你不要给家乡人民丢脸,不要忘了你是将军故乡的后代。妈妈把你拉扯大,交给了国家,就该听国家的,家里等着你报国立功的喜讯。”熊泽太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7个月的战斗中,他一人排除57颗地雷,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并在火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221,当他和战友在执行第15次排雷任务时,一位新战友绊发雷弦,随着一声爆炸,熊泽太的右腿被炸掉三分之二,急救包也止不住往外直喷的鲜血,终因伤势过重,为祖国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后来,当县政府和部队代表,将熊泽太光荣献身的消息告知叶妈妈,并问她有什么要求时,想不到烈士的母亲忍着巨大的悲痛,提出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要求,她说:“我要求领导批准,再送一个儿子上前线。”当我们听到她这个要求时,在场的人一个个被感动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她的要求被批准后,叶妈妈为了不增加政府的负担,自己借足了路费,让她的第3个儿子、刚满18岁的熊泽平悄悄告别亲人,赶赴老山前线接过哥哥保卫祖国的钢枪。

这就是普通的红安人,这就是普通的红安妇女,这就是普通的红安青年。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一个个只知奉献、不图索取的伟大的革命战士,伟大的母亲的光辉形象(热烈鼓掌)!

以上所说的“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形成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红安精神”。为了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县委根据“四化”建设的新特点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在继承和发扬“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红安精神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拼搏,务实求新,只争朝夕,敢创一流”的新时期红安精神。这两句话和16个字的红安精神,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热爱祖国,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无私奉献就是红安精神的精髓。其实质就是要大力倡导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胸怀大局的奉献精神,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概括地讲是10个大字:信念、理想、爱国、奉献、奋斗。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落实到爱国和奉献的实际行动中去。为此,团结拼搏是动力,务实求新是灵魂,只争朝夕是要求,敢创一流是目标。正是在这种“红安精神”的激励下,红安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凯歌(热烈鼓掌)。

也许有人会说:“你讲的都是老一辈红安人的斗争故事,那么你们红安的青年表现又如何呢?”好,在此我再讲一个红安青年的故事。我们有一个青年名叫谢升保,他1982年入伍,1984年参加南疆自卫反击战。是一个侦察班长,又是敢死队长。无巧不成书,十名敢死队员,五个是红安人。他带领侦察班执行侦察任务46次,次次园满完成任务,他一人打死8个敌人,打伤一人。后来这个被打伤的敌人因抢救无效,也报销了(众笑)。为此,谢升保荣立二等功。

198491,前线指挥所命令谢升保带领侦察班,到敌后的野猪塘执行潜伏任务。每个战士带着弹药和4天的干粮出发了,那知道在野猪塘潜伏了33夜,敌人毫无动静。侦察班带的4天干粮只剩下1天吃的了。这时前线指挥所就准备把小分队撤回来,正要准备撤回来的时候,忽然得到一个情报,在敌后另一个高地驻守的敌军准备采取行动。于是,指挥所命令他带领小分队前往该高地潜伏。原来设想:小分队到了高地之后,战斗就会打响,他们就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大部队上来一包围,就解决战斗。那知,他们到达之后,潜伏了44夜,敌人毫无动静。而他们带的4天干粮,因前面潜伏3天,中间开进1天,把干粮都吃完了。在这44夜的潜伏中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每个战士只能以周围身边的野草充饥,没有水喝,只好将身边的芭蕉树皮剥开,舔舔芭蕉树汁,又苦又涩。9月的南方,又是高山,白天骄阳似火,晒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夜晚,高山的气温一下子又降了下来,甚至达到零度,战士们又冻得要死。特别是在黄昏的时候,蚊虫、小蛟、旱蚂蝗、毒蛇等都出来了,令人难以忍受。这时,有个战士对谢升保说:“班长你干脆一枪把我打死得啦!”谢升保听了以后,严肃地批评他说:“你没有骨气!”这位战士听到批评后,意识到这句话讲错了。于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站起来表态说:“班长,我错了,你严格批评我吧,可是,你千万不能告诉连长啊,否则我就当不成敢死队员了。”谢升保一看,实在是太艰苦了,就周身一摸,发现还剩下一块压缩饼干。于是把这块饼干递给这位战士。这个战士含着热泪接过这块饼干,闻了闻,没有吃,传给了第二个战士,第二个战士又闻了闻,传给了第三个战士,这样传遍了9个人,这块压缩饼干又回到谢升保的手上。谢升保把这块饼干珍藏起来,带回部队的“荣誉室”,作为教育官兵的陈列品。

因为这块饼干保存下来意义非同一般,它反映了我们解放军战士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没有一个人吃这块饼干,而将它保存了下来。也由于这种精神,他们在1028的战斗中,仅用12分钟,全歼守敌44人。而他们自己也牺牲了3位战友:一位是敢死队的副队长四川籍战士王昭成,一位是敢死队员红安籍战士何德建,他们两人牺牲时都是20岁。另一位是广州市籍战士程昭岑,牺牲时22岁。当谢升保整理3位战友的遗物时,在程昭岑的遗物中发现一本日记,其中有一篇日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没有想到我会经历这样的困苦,但是,在这战火中得到磨炼,我觉得是值得的。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是很难相信我们所受过的困苦的。有人认为我们说:战士流血,为的是祖国的安全,维护民族的尊严,是唱高调,说大话。这不是说大话,我们确实是这样想的、做的。我如果牺牲了,我不希望人们同情和怜悯我,我只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我,理解一个普通军人的爱国之心,也希望人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努力干好自己该干的工作。不要忘记,在祖国的边陲,长眠着象我这样无数个青年战士!”(长时间热烈鼓掌)

确实如此,在老山前线的烈士陵园里,埋着大不超过30岁,小的只有16岁而故意报为18岁的许多年轻战士的遗骨,他们是保卫祖国而献身的,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热烈鼓掌)

正因为这样,1985年,当他们胜利完成自卫反击战,撤回祖国边疆的时候,在云南省曲靖市,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夹道欢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师范的女学生,跑到谢升保的面前问了4句话,她问:“在你的心目中,最热爱的是什么?在你的心目中,地位最崇高的是什么?你最爱看的电影是什么?你最爱唱的歌是什么?”谢升保回答说:“在我的心目中,最热爱的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热烈鼓掌)在我的心目中,地位最崇高的是:中华民族的尊严!(热烈鼓掌)我最爱看的电影是《高山下的花环》。我最爱唱的歌是:《十五的月亮)(热烈鼓掌)!”当谢升保回答完这4句话后,这位女学生含着热泪递上笔记本,让谢升保签上了这4句话,留着永远的珍贵的纪念。

谢升保这几句话回答得很好,它不仅代表了谢升保的心声,同时也代表了所有解放军战士,代表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乃至今后各个年代所有青年,所有中国公民的共同心声。我们就是要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要把中华民族的地位看得最崇高。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你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不论你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句话,不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从事什么职业,不要忘记,把你的才华、智慧和你的一切,无私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长时间热烈鼓掌)。

最后我有三句话想和大家共勉。

第一句话,人生的乐趣在于追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有追求,没有追求,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驱壳。大到追求一个正确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爱国奉献精神。小到追求当一名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追求在各自工作的岗位上,做一名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开拓、敢于创新、职德高尚的“四有”新人和先进模范人物。不是党团员的追求入党入团,是党团员的追求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合格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在这个方面,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早年为了探索革命道路,追求革命真理,他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参加过辛亥革命,加入过国民党,革命却一次又一次的遭到失败。后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大彻大悟,找到了革命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不仅成为党的创始入之一,而且为实现这个信念和理想,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去世前一个月,卧在病床上还写下这样光辉的诗句:“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伟大的女性宋庆龄,在她重病住院期间,当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她并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党中央根据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决定授予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并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将这个决定通知她以后,她幸福地含笑于九泉。

伟大“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老先生,在他89岁高龄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邓颖超,乌兰夫两位入党介绍人的介绍,他被批准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伟大的文学家茅盾先生,在他重病期间,满怀激情地给党中央写了这样一封信,他写道:“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茅盾逝世后的第4天,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想,如果茅盾同志在九泉之下得知他已获得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热烈鼓掌)。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伟大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伟大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伟大的文豪茅盾,他们的追求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都要追求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呢?有的一开始就成为一名党员,有的到了89岁高龄还要追求入党,有的在弥留人世之际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生前未能追求到,死后还要求“追认”呢?这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的历史,从自身的经历,经过反复地比较,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结论,这就是:只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长时间热烈鼓掌)!同样地,在当代实观“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三个文明”一起抓,才能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长时间热烈鼓掌)。

当然,不论是大的方面的追求还是小的方面的追求,都要付出代价,都要艰苦奋斗,有的会遇到失败,有的会遭受挫折,有的会遇到艰难困苦,有的会遇到流血牺牲,但是,只要我们朝着正确的信念、理想,勇敢地追求下去。那么,每战胜一次困难,挫折或失败,每向前迈进一步,其结果必然是“乐在其中”(热烈鼓掌)。

第二句话,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我们的伟大人物、革命领袖、英雄劳模、先进分子和一切有作为的人,无不是在奉献中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遗憾的是,我们有个时期不敢讲“奉献”二字。有的人说:“现在是讲‘钱’的时候,还谈什么‘奉献’”。这是一种错误论调。我认真地研究了一下,奉献精神其实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只要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为社会作贡献的人,一个被群众所爱戴的人,一个被历史所赞颂的人,你就必须做一名无私奉献的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概莫能外。正因为这样,所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和先进人物,其共同特征就是,爱国,奉献。爱本国家,本民族,为本国家,本民族作奉献。可以说,奉献精神是人类共同倡导的精神。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当国内一度学习雷锋不够的时候,被称为培养美国将军摇篮的西点军校,学习雷锋,该校挂了5个名人像,其中就有雷锋。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像能挂在美国的军校呢?说到底,雷锋是一个爱国奉献的典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是没有国界的。

大家也许想像不到,美国总统肯尼迪死了之后,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两句话,居然不是美国倡导的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而刻上了我完全想像不到的两句话,上书:“不要总是埋怨祖国在哪些方面亏待过我,要经常想到我为国家做过哪些贡献。”你看,一个美国总统、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加以提倡,让他的后人去效法。他提倡的,还是一种奉献精神。要活着的人们和他的后来人不要埋怨祖国在哪些方面亏待你,而要经常想到你为国家做过哪些贡献。因为他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不讲奉献,这个国家没有希望,这个民族没有希望,这个人本身也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奉献。我还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中国有两个在澳大利亚的男女留学生,在驾车外出时出了车祸,负了重伤,一位澳大利亚的警察连忙把他们送到医院抢救,并为他们办好了住院手续和支付了所需的费用,当这位警察就要离开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医生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位澳大利亚的警察回答说:“我叫雷锋”。一个洋雷锋(众笑)。

正由于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共同倡导的精神,所以,在我国古代写下了这样一些有名的诗句,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至理名言,这都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歌。至今,这些诗句还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有追求的人,应该为之努力实现的座右铭(热烈鼓掌)。

第三句话,人生的幸福在于理解。理解太重要了。大到理解我们的国情,理解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理解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为什么必须端正党风、反腐倡廉?为什么要“三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只有理解了,才能自觉地执行,才能真正做到在思想上,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如果不理解,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顾全局,强调特殊等错误行为。小到理解本工厂,本学校、本机关,本村镇所制定规划、决策、规章制度、学生守则、乡规民约等等,只有理解了才能自觉地遵守。作为一个单位来讲,上级对下级的理解,下级对上级的理解,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理解,同事之间的理解,老师对学生的理解,学生对老师的理解,老师之间的理解,同学之间的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现解,都非常重要。只有相互理解,才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地做好工作,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在对方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关怀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给人送去温暖,使人得到幸福。一句话,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人们,那怕环境再艰苦,那怕工作再累,那怕工资再少,那怕离家再远,那怕任务再重,只要领导和群众理解他、支持他、尊重他、关心他,就是一种幸福(热烈鼓掌)。在这里,让我再一次高呼老山前线英雄报告团喊出的一句口号:“理解万岁!”(长时间热烈鼓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号召我们:“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那么,我们红安就是进行这些教育的好课堂。“红安精神”就是进行这些教育的活教材。因为,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演绎了太多的震撼人心的“神话”。我相信,红安精神必将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及其他一切革命精神一起,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之中,代代相传,永放光芒!谢谢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

 

说明:此演讲,于19874月,在空军雷达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首讲,原无讲稿。19971月、20053月,由武汉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根据当场演讲的实况录像,分别整理成文后而合编成为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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